许倬云精彩论点：
西周介于殷商和春秋之间。自从商代遗址遗存及大量卜辞出土后，商代文化、社会及历史的研究颇有可以依据的材料。今人对殷商的知识，可说超迈太史公的时代。大史公可能见到今人无法再见的载籍，可是太史公见不着商代的居室、墓葬及遗物，也见不着商人自己书写的龟甲卜骨刻辞。春秋之世的史事，有《左传》、《国语》两部大书，及诸子百家的记载，为史学工作者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许多当时的事迹、人物，及风俗文化，都斑斑可考。夹在中间的西周，论文献史料，只有《诗经》、《尚书》中的一部分，及春秋史料中追述西周的一些材料。在近代考古学发达以前，金文铭辞已有若干资料，足以补文献之不足。但是相对的说，有关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远为贫乏。惟此之故，西周史在古史中是比较冷落的园地。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资料大出。由旧石器文化以下，每一个时代都比以前有远为丰富的史料供史家董理梳爬。西周史也因此添了不少新素材。大致说来，这些素材包括三类，一是西周的遗址，如岐下的周原、长安的丰镐、洛阳的东都……以及数十处西周的墓葬和窖藏；一是遗址中出土的遗存，例如礼器、用器、工具、兵器、车马……；一是若干青铜器的铭辞，使金文资料的总数增加不啻倍蓰，其中有些铭文，透露了不少前所未知的消息。到今日，累积的考古报告及专题研究的专书与论文，也已有数百种。只是综合性的西周文化史、尚未出现。本书作者不辞狂妄，竟尝试整理这许多累积的原始资料及研究成果。作者的目的不在为西周文化提出终极的论断，而毋宁是为了开一个端，譬如长途远行的中途，稍作逗留，为过去的累积作一个小结，惮便自己及有同样兴趣的史学同行，由此小驻的尖站，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作者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稍为通论的读物，俾知中国古代有这一段历史及其发展模式与型态。为了后一目的，本书的格式尽力避免作史料考证细节的讨论，也不加一个附注，只是交代了依据史料及前人论点的出处。作者本人只希望这样的体例，占了学术专著与通俗作品的执中点。——也许，两头都落了空！凡事成败，总由尝试开始，后果如何，在开手时殊不易逆睹；是以也只能暂时不管后果了。
西周史的若干中心议题，为史学同行聚论焦点的，至少可以有下列几项：西周的社会性质如何？封建的本质如何？商周文化嬗替的关系如何？周人以蕞尔小邦，开创了八百年的王业，这番业绩是如何成就的？凡此问题，我人由今日拥有的史料，颇已可提出若干初步的假设，起码不必再如三十年代作猜谜式的“论战”了。本书的中心议题，集中在“华夏国家”在西周时代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由西周的发展，观察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逐渐成形的过程。本书各章的讨论，都围绕这个议题，诸凡社会组织、经济型态、文化扩散、华夷关系，无不在这个主题下论述。
西周年代学，已是周代历史上的显学。年代学本来也应是任何史学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学有许多根本性的难题，这些难题至今仍难解决。两周年代学待决的问题，一是周代开始的确切日期，一是各王的统治年数，而这两个问题又不可分割的纠缠在一起！自从嘉道以来，不少前辈学者提出了对西周积年与各王断代的意见，也已有好几家成体系的西周年历谱，如吴其昌、董作宾、陈梦家、白川静诸位先生的力作，都成一家之言。
这十几家不同的意见的歧异，主要由于依据的古史说法不同，也由于对金文资料中月相名词的了解不同。兹先说古史说法的不同。西周共和以后，年代可据，但共和以前诸王年代有待推定。单以武王伐纣年来说，刘欲根据《武成篇》的资料，以三统历推定武王伐纣年相当于西元前1122年。但是裴駰《史记集解》、僧一行在《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订的武王伐纣年，董作宾先生推定相当于西元前1111年。其他的说法还有西周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别见于《帝王世纪》等处。又《史记》“鲁世家”的鲁国诸公年代，可用来补共和以前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鲁世家”和刘散《世经》所引“鲁世家”，其年代又颇多不同。依据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选择，也各有其拼合迁就处，所得结果难免有歧异了。屈万里先生仅以共和以后诸王年代的若干异说及共和以前鲁公年代的两种说法台排，即可得到九种不同的西周积年
再说月相解释的问题。根据金文资料中年月日期推算时，对月相的不同了解，可以把同一月相名同放在完全不同的日期。金文中常见纪录月相的名词，共有四个：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四个名词指哪几天？王国维先生创为四分月相说，以为四词各指一个月由月初到月尾的四分之一（王国维，1959：19—26）。董作宾先生创为定点月相说，以为一个月只有月初（朔，或死霸、初吉）及月中（望或既生霸）两个定点，这个定点只有两天的游移，各称旁死霸及旁生霸（董作宾，1952）。由于古史资料只有年月及日子的干支。这一天属月之何日，可以因月相的解释不同而有歧异。不仅西周有年月日诸器的断代不同了，对于文献资料（如“武成”）中的年月日也各有不同的系属，连带的也就影响到推定各王年数有不同的算法。王董二家的说法，孰是孰非，不能一言决定。例如白川静先生从王氏四分月相为各周器断代的方法，陈梦家先生则大致上采董氏之说为其“西周铜器断代”一文的依据（陈梦家，1955）。近顷董说颇受劳干先生的批评（劳干，1978），但是刘启益先生则又根据新出的几件铜器铭文大体上肯定了定点月相说（刘启益，1979）。其实，周代金文中的四个月相名词，其出现频率并不均匀。初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其他三词（劳干，1978：50—51；黄然伟，1978：64）。除非铸器专挑月初，这一偏颇的现象颇难解释。如果“初吉”只是“吉日”的别称，则月相的系属更有问题了。
三联序经典摘录：
《西周史》问世以来，曾得到若干同行的批评。批评之一：“居然连周公的事迹也不提！”其实不仅周公未有专节，文王、武王、太公、召公、……均未有专节。若要为历史人物作传；当然，这些人物都应有纪传。单以周公是“摄政”，抑曾称“王”，即可有不少文章。甚至，金文铭辞中，也颇有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如明保，如中懋父，如毛公……，也均有资格列入专节。但是，本书的重点是文化史，迥异于一般以政治事件为主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重要人物有其突出的贡献，此种人物大致是思想家、宗教领袖、文学家、艺术家，及学术界的杰出之士。这些人参加了阐释过去，塑造未来的文化建构大业。政治人物对于历史与文化有其贡献，或发生作用（正负作用均有可能），则往往又兼具上述几项人物中之一部分功能。在西周文化史上，如果周公的确发展了天命观念，甚至发展了《易经》的阴阳之理，则周公即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周公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又与其摄政或践王位无明白可证的关系。在本书中，天命观念的讨论，占了不少篇幅，全在于天命观念的本身意义，无须系之任何个别人物。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中外学者对于本书中讨论先周文化及周人来路方面，颇有意见，大致以为岐山周原已是先周之所在，不须再引述钱穆与邹衡二位先生的意见，以致牵涉很多，枝蔓太甚。本书第二章附录中，饶宗颐一函即是此种看法。美国夏含夷先生（Edward Shaughnessy）在“Early China”的书评也持类似的观点。但是，周人先世最后落脚生根在岐山之下，更早必有其来历，而周原的先周文化也只是周人在这一地点留下的文化。钱、邹二位先生，各别从不同性质的史料建构了颇有意致的假设。傅斯年先生标出周人与夏人之间的关系，则又是另一自成系统的假设。三套假设配合成套，又颇能彼此合辙，是则综合三家假设，宁非也是颇为有趣的联缀？当然，这些假设还不能充分证实。另一方面，至今还未有其他更为引人的成套假设，提出更周全的解释。因此，本书中对于钱、傅、邹三家之说，也仍保留，当作一种可能性。毕竟，古史的资料大少，重建古史，宛如拼凑已经切割为千百残片的图画，而其中不少残片已永远失落。后世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拼成几块算几块，大可不必将别人拼成的残落一角，完全一笔勾销。
本书待补的缺失不少，我自己想做而一时做不到的工作中，有一桩是古代民族的分合与移徒。周人在先周时期的移徙，不过是古代许多族群移动消息中的一项而已。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各地区有不少地方性的文化，单从邻近文化的相似之处看，邻居彼此学习，自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形态。不过，若是某一地点的上下相接文化层忽然有了显著的改变，甚至找不出应有的继承关系，则单纯的文化传播论即未必再是有效的解释工具了。这种的突变，即可能是由于后来的族群取代原有族群，成为当地的文化主人。另一种情势：某一文化出现的地区，疆域有所改变，或则广大的分布地区，竟然缩小了，或则原是一个小地区的文化，忽然扩散及于很广大的地区。前者发生之可能条件，也许是原有文化主人的族群，因为新来族群的侵轶，失去地盘，连带着其文化也不能在这一地区延续下去。后者发生之可能条件，则既可有单纯的文化传播，也可有因为族群控制疆域扩大而促成文化的传播。在新石器时代，各种地方文化的水平相去不远，文化活力突然高涨的可能性不大，而族群力量的消长则较为可能。
在华北的夏家店文化，上层与下层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间隔绝了一大段相当于殷周之际的变化。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地区甚为广阔。另一例子，二里岗时期上层的分布地区较殷墟时期为广大。然而，殷墟时期堪谓殷代青铜文化的盛时。这文化地域的收缩，当不能归之于殷文化陡失活力，——其中当有其他的因缘存在。说到先周的问题，客省庄文化压在周原先周文化的下面，而两者之间的时段，又当有一段殷文化的影响。同时，远在北方的朱开沟遗存的早晚两段年代相当夏至殷商，其中有一些却与渭水流域的客省庄文化有亲缘关系。是则泾渭地区与内蒙西部（朱开沟遗存）之间，其关系之密切，又胜于渭水与中原之间。这种关系，是否可能也由于族群的移动？然而，古公亶父逾梁山南下，所走的一条路，却又与客省庄——朱开沟的路线逆向，是否中间还有族群在这条路线上的进退？若由这一线索思考，周人祖先曾沦于戎狄，失后稷之故业，以至后来又复后稷之务，其传说即又饶有趣味了。
这几桩疑案，其时代均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中间。我们习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往往忽略了中原以外，也有文化活动，也有族群分合。华北偏北部分，自西祖东，在这一段时期的变化，其实也会影响及于中原。推而言之，中原夏商周三代的共存而又更迭，也许其动源在于中原之外，也未可知。
举目往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瞩望，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中叶，几乎处处都有意义重大的族群移动。在中亚，印欧民族一批一批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根本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成分及文化型态。印欧民族也西南行，进入西亚地区，引发了西亚的族群生态的变动，既有Hurrians，Mittani，Hittites之出现，又推动了Amorites的侵轶地中海东端海东走廊的地区，埃及受Hyksos的扰乱，以及“海上族群”（Peoples of the Sea）的活动，都与这一西亚—东欧地带的变动有关。我相信亚洲内陆，由中北亚东迤今日的西伯利亚及蒙古，以及南迄今日的新疆，西藏，也尝受族群连串大移动的波及，而有其一波接一波的“推背行”。解决这一串问题的钥匙，可能在内亚与北亚的考古成果，在中国的域外，而不在域内。
在中国域内，族群的“推背行”，也不会止于华北。不过，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后半，中原有了大型国家：殷与周。这两个大型国家的动能，已不是早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群组织所能比拟。华北的东部向南，包括中原在内，不少族群的移动即不仅是“推背行”的连锁反应，还须加上中原大型国家具有引力与推力，征服与涵化。在这一主题下，我们应当对于传说中的多素材，另找一番认识。卜辞、金文中的记载，《左传》、《国语》、《山海经》、《逸周书》、《楚辞天问》，……各处埋藏的传说，例如人方鬼方的族属，淮夷荆楚的兴衰，戎狄的分布，祝融八姓，风隗徐奄群舒的踪迹，甚至参商相仇，姬姜相亲，鸟官龙师的意义，……也许均可别有新解。
总之，中国古史上还有许多应予讨论的大事，本书只能就手上能掌握的部分，勉力重建几片古史片断的残片。还有不少题目，包括“族群移动”一项，必须俟材料更多，学力亦有寸进之时，再作努力。华夏民族的形成，当在西周之时，以其包容各种族群的气度，融铸为一个有共同文化意识的民族。这一功业，完成之早，延续之久，为人类文化史上仅见。凡我华夏成员，当珍惜此一成果无使失落。此日作序，百感交集！
目录
第一章 由新石器时代到商代
第一节 中原的新石器文化
第二节 中原四周的新石器文化
第三节 商以前的国家与部落
第四节 商代的青铜、制陶与建筑
第五节 商代的国家
第六节 商代的农业与文字
第七节 结论
第二章 周的起源
第一节 周人祖先
第二节 考古资料上的先周文化
第三节 周人的迁徙
第四节 周人与西方羌族的关系
第五节 渭域创业
第六节 周原的遗迹
第七节 商周间的关系
第八节 一个推测
第三章 克商与天命
第一节 周人的实力
第二节 实始翦商
第三节 武王克商
第四节 周人的天命
第五节 结论
第四章 华夏国家的形成
第一节 迁殷遗民
第二节 周人与殷人的交融
第三节 周人与其他姓族的关系
第四节 结论
第五章 封建制度
第一节 分封的本质
第二节 诸侯徙封的例证
第三节 氏族组织
第四节 封建制的层级
第五节 主从关系
第六节 结论
第六章 西周中期的发展
第一节 康王之世的经营
第二节 昭王与南征
第三节 穆王之世
第四节 共懿孝夷四世
第五节 文化圈的扩大——北面与西面
第六节 文化圈的扩大——南面与东面
第七节 结论
第七章 西周政府组织
第一节 文献史料中的官职
第二节 金文资料中的官职
第三节 西周政府的若干特点
第四节 结论
第八章 周人的生活
第一节 农作物及农具
第二节 饮食——食物与烹调
第三节 居室——建筑与起居
第四节 服饰与衣料
第五节 工艺与工业
第六节 岁时行事
第七节 人生仪礼
第八节 结论
第九章 西周的衰亡与东迁
第一节 西周末叶的外族
第二节 宗周与成周的消长
第三节 西周末叶的封建制度——国、邑与田
第四节 西周的末世诸王
第五节 结论
结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