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大学

    也许，我是最早预言了中国大学负债经营甚至可能破产的人。写上述话时，云南人民出版社正筹划出版我的两本书：《谁的大学》和《炫耀的足球》。我提出，中国的体育界和高等教育界都试图在市场经济中用计划经济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事业：不管干什么事情，先要增加经费，保证自己的部门利益，把事情弄大后进一步要追加经费。结果，买卖没有开张、质量没有提高，成本先上去了。这和那种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靠物美价廉来扩张事业的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

    当时足球衰相已露，我预言了“总崩盘”的前景。我进一步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和足球用的是一个模式，大学将步足球的后尘。说我预言了大学的破产，恐怕并不夸张。

    看看当今的事实，如果人们相信大学负债严重的话，就应该重读我这本《谁的大学》。因为我在书中不仅预言了大学可能的破产，而且明确地提出了“教育券”这一避免大学破产的改革方案：国家把大学的经费直接交给学生而不是大学。首先，国家要算一算能拿出多少钱来办大学，再算算有多少经济条件困难的合格大学生需要支持。然后大学的拨款，在考虑到家庭收入差别的情况下，按等级平均分配到每个学生手中。比如最高额是一人一年一万块钱。这笔钱，以教育券的形式支付，保证不被挪用。

    这样，一个学生考过了一定的分数线，就可以按家庭收入情况拿到相应的教育券，同时申请几个大学。大学因为没有从国家那里来的直接经费，只能想方设法吸引学生到本校读书。当学生决定到一个大学就读时，把教育券交给大学支付学费，多退少补。大学凭着教育券到国家那里按面值兑换出现金，获得了教育经费。

    在计划经济中，大学是一个政府部门，其基本利益是争取国家的经费，争取的方式是虚张声势地办大事，向国家证明自己的钱不够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先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说中国这么个大国必须有一流大学，然后说自己要办成一流大学，并且比来比去，说哈佛耶鲁有多少钱，我们没那个钱怎么一流等等，于是经费源源不断。学校的精力，全在造高楼等“炫耀性”的项目上，哪里还管教育质量。

    教育券的方案则改变了这一游戏规则：你是不是一流，是竞争出来的。当学生手里有教育券，拿着你的经费时，你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学生吸引过来。吸引学生一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服务（比如帮学生找工作等等）。你的毕业生就业率低，起薪低，就没有人来，你就有存亡的危机。二是降低教育成本。学生手里的教育券值一万，你可以把学费压到六千，这样学生还剩四千块的生活费。如果你成本太高，一万学费不够，学生还要再自己贴两千，那你可要三思而后行了。在这种以学生的利益为中心的竞争中，还有哪个学校敢不惜工本地盖大楼、修校门？

    遗憾的是，我的方案不仅没有受到注意，甚至最近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撰文说我提出教育券的主张是“恬不知耻”，理由是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他则把弗里德曼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等等。

    殊不知，弗里德曼的教育券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我不仅对他的理念有详细介绍，而且独自提出了中国大学应该参考这种模式的主张。在一些细节上，我也进行了有预见性的讨论。比如，如今吉林大学财政危机的一大原因，就是把当地几所大学合并，把规模办大。这也是当时高等教育界靠扩展规模来向政府要经费的普遍战术。

    我还特别写过一篇《大学不能“大”》的文章，指出大学进行市场竞争，小规模更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我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和《精英的阶梯》中对相关细节问题也有讨论。如今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像夏业良、张维迎等在大学工作的经济学家，至今也没有站出来公开认同在中国的大学实行教育券的主张。

    中国的大学要摆脱现在的困境，首先要问责：看看几年前谁都主张了什么，谁对了，谁错了。应该说，我几乎是呼吁在中国的大学施行教育券的唯一人士。《谁的大学》这次加印就是一个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