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称“赋予伊拉克人民自由”的使命完成后，2003年6月，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向欢欣的西点军校学员宣布：“美国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我们不会成为 一个帝国。”与此同时，像尼尔·弗格森、查尔斯·克劳海默等新保守派学者却怂恿布什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帝国：通过确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角色，并接受“ 政治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障眼法”这个事实，来完成美国由非正式到正式帝国的转变。①这个二战后伴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所逐渐形成的世界新秩序—— 难道会在转了一圈后重新转向帝国时代吗？
由于《大西洋宪章》确定了民族自治权，这样1945年盟军的胜利似乎标志着世界殖民帝国的彻底覆灭。亚洲、非洲和中东的殖民地国家目睹了英国、法国 和荷兰军队1940～1941年的战争失败，知道欧洲殖民主义国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财政上，都再也没有长期维持殖民统治的实力。另外，美国和苏联这两 个最强大的国家，似乎站在了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美国长期致力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支持发展中国家谋取独立地位。苏联自1917年诞生之日起，就不停 地谴责帝国主义，它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此对许多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然而欧洲的殖民力量却试图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它们的殖民统治地位。英国确实于1947年最终承认了印度的独立地位，但在肯尼亚、塞浦路斯和马来半 岛，英国在承认它们独立之前，都和当地义军进行过战斗。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为保留一点帝国的荣耀，打了一场失败的分裂之战。然而，明显有利于独 立自主的历史大潮还是波及了整个世界。西方国家的社会当权者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如何应对这个过程。新兴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是否会自力更生，通过控制本国的资 源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工业？或者他们是否会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结盟？或者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否会为共产党执政铺平道路？
对欧洲人来说，失去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将是一个巨大打击，那样他们被二战削弱的经济只能缓慢地恢复，所以他们计划强迫殖民地替他们支付经济重建 的成本。这时的美国也担心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会削弱其欧洲盟友，还可能导致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扩张，进而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另外，美国的商业领袖们也担心20 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会在二战后重现，所以积极保护其获取资源的渠道和可能的新市场。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伊朗、危地马拉和埃及的事件，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正日益显现的第三世界”的政策出现了转变。
1951年，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这些工业之前是由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IOC，此后更名为英国石油)控制的。作 为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主义者，毫不奇怪摩萨台(《时代杂志》1951年的年度人物)会痛恨“伊朗石油利润的92%被AIOC获得”的这样一个事实。这曾是 一个为时已久的安排，反映了20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对波斯的主宰地位。在伊朗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后不久，温斯顿·丘吉尔就任首相的第二个任期，他决定在其附 庸国过分自信的挑战面前，重建英国的实力和威望。丘吉尔命令封锁波斯湾，阻止伊朗向其他购买者出口石油，而且他还加入了由美国发起的抵制伊朗贸易的联合行 动，但没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这是由于朝鲜战争吸引了英美的注意力；加之苏联对伊朗问题的干预也构成了威胁。所以英国需要采取更隐蔽的策略，由克米特·罗 斯福领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计划了“阿贾克斯行动”。行动的第一步是制造政治混乱来削弱支持摩萨台的政治力量。中央情报局不停地传播谣言，使伊朗坚定的 民主党人同伊斯兰民主主义者决裂。最后，伊朗军方在1953年8月发动政变，逮捕了摩萨台，并任命了新一任总理。伊朗国王被重新赋予了权力，石油工业被解 除国家化。但是美国的帮助不是免费的，英国石油公司不得不和几家美国公司分享伊朗石油的开采权。美国军方和对外政策领导人为计划的成功而喝彩，该计划以较 低的代价从政治、军事和财政上恢复了伊朗的原有状况。
危地马拉提供了西方国家维持帝国主义权利的隐蔽策略的又一个实例。1952年5月，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宣布了一项土地改革方案，该方案 将把属于地主但未被开发的土地收归国有。该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波士顿联合水果公司所持有的土地被重点收归国有。总统的灵感来自亚伯拉罕·林肯1862 年的《宅基法》。他希望这个方案可以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小农场主。但很明显，艾森豪威尔政府尤其是作为美国水果董事会成员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 央情报局(CIA)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觉得危地马拉总统的林肯式行为太激进了。克米特·罗斯福对艾伦·杜勒斯听取“节气行动”汇报时的反应做了如下描 述：“他看上去异乎寻常的兴奋，眼睛闪着光，眼珠像巨猫那样咕噜着。很明显，他不仅在享受着所听到的，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也在进行着盘算。”②
后来，阿本斯在1954年6月的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大约15000名支持他的农民被杀。
在以隐蔽策略成功地干预了伊朗和危地马拉危机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展示了老式直接军事干预的危险。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于 1956年7月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是相当重要的国家资源，当时却掌握在欧洲投资者手中。纳赛尔希望利用运河的收益来完成其雄心勃勃的阿斯 旺水坝工程。纳赛尔的计划使几个“敌人”活跃起来：英国，前宗主国，此前一家英国公司经营着这条运河；法国，因为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叛军，而法国自 1954年起一直在和叛军作战；以色列，正想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泛阿拉伯民主主义者算账。以色列于1956年10月29日入侵埃及。尽管有埃及人民的抵 抗，法国和英国仍迅速地占领了运河地区。这种直接军事干预的行为向联合国提出了挑战。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处理苏联干预匈牙利、罢免改革者伊姆雷·纳吉的 事件，美国希望利用匈牙利的危机来削弱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西方对苏伊士危机的干预方式，与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冲突，这次美国的反应是创造性的，结果是英国被 迫撤军，干预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表明旧殖民主义力量的削弱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加速，也使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得到提高。
此后，由于数十个新独立国家涌入联合国，美国不得不和苏联竞争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