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兴衰治乱关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此是历来的共识，但中国的农村却始终未能真正走向繁荣，农民的生活一直在贫穷落后的泥潭中挣扎，建国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较过去有了“去旧貌”的辉煌成就，“新颜”何在依然是个希望或梦境，“新颜”之“新”在何处可谓茫然，改革开放后，城乡间的断裂非但没有缩小和弥合，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间的断裂正“顺理成章”的扩大，尽管农民生活的各项指数绝对值属历史最高，但其相对生活幸福感却在急剧下降，原先被掩盖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社会沉积的种种社会矛盾凸显并日趋尖锐，李昌平“农民真苦，农村真难，农业真危险”的呼喊正是此种矛盾积淀后爆发的典型表现，国内农村问题研究的又一个热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掀起。
独特的视角，务实的态度
官方高层的高度关注和“运动式”的推动，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成为至今仍持久不衰的社会热点，受此影响，政策研究界、学界纷纷回应，一时间，“三农”、“新农村建设”等字眼频现报端，活跃于各类申报课题、研究报告、学术刊物中，“三农研究”不折不扣的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门“显学”，社会各界纷纷摩拳擦掌，欲为“三农”指点迷津、支招献策，或是在这场研究“盛宴”中分一杯羹，涉农研究看似空前繁荣，各界都在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农村未来的美好画卷，但细加品赏，诸番“愿景”交错在一起，却又易使我们陷入团团迷雾，“三农”究向何处去，其方向不但没有被明细，反倒更加迷离扑朔，甚至虚幻。纵观当前诸多研究，大多缺乏战略眼光，或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用学术语言解释、论证和宣传官方政策文件；或具有极浓的功利性与工具性，难逃“权宜”之嫌，注重短期效益，对中国农村的长远发展没能有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或缺乏进入农村生活现场，难以了解农民生活的现实状况和真实需要，凭借假想中的村庄村落，试图替农民设计出“梦中家园”；或角度单一，观点陈旧，多为前人论述的同语重复。三农研究繁荣表象中，真正务实求真之作却并不多见，如何从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出发，使其寻找到并建构适合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共享现代化的成果，贺雪峰教授的新著《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兴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和全新的思维方式，从作者浪漫式笔调的描述和细致缜密的论述中，我们也许可以寻觅到一片农民安居乐业、安享生活的“桃花源”。
对主流观点和官方说法的批驳和建议是此书的亮点之一，与曾经占据话语系统重要位置的林毅夫之“拉动内需说”、温铁军之“农民合作说”、“农民增收说”等等观点相比，贺雪峰认为“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的主流意见是将新农村建设定位在技术层面，较少从战略层面考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城市化和市场化是官方和学界青睐的方向，并且目前在部分地区正在实施之中，但城市化和市场化“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国9亿农民的问题”；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导向使得各级政府包括研究部门大多陷入“有钱好办事”的思维中，各地纷纷欲在农民增收上大显身手，但事实证明，农民长时间持续增收乏力甚至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幻想，“如果不能破除这些神话，我们会在‘三农’问题上再造失误”；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打破了农民原先的生活状态，农民生活的价值正被扭曲且有走向虚无的可能，农村社会事实上在走向衰败，问题的根源已不仅仅是金钱，精神家园的迷失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前景的威胁则更加致命。通书贯穿了贺雪峰对中国农村的深厚感情和关切情怀，不乏浪漫的笔法，诉说着其“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睦和邻里友爱”、享受陶渊明式休闲与情趣的希望。
在这本饱含作者多年调查经验和潜心思考的书中，对于“新农村建设”这个命题作文，贺雪峰成功完成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全新描摹，其主题就是“低消费，高福利”，中心思想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重建农村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文化感受力，让农民可以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从而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目标是“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一定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
全书论证逻辑清晰而含义深刻，关于此书赞美和表扬的言辞已有太多，笔者无意赘述，此处想针对贺雪峰教授的阐述，略表一些个人的担忧和疑虑。
“低消费”如何可能？
消费的前提是足够的可支配收入或预支货币所需的信用，后者是农民鲜有采用、事实上也很难实现的消费方式，提高农民收入便成为各方共识，收入提高后农民放才具备消费能力，才可满足生活的各种需要，以期提高生活幸福感，提升生活质量；但贺雪峰通过研究提出，中国农民增收空间有限，农民不可能实现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基于此种判断，“低消费”才是出路之一。贺雪峰认为，所谓“低消费”是指“讲求节约，鼓励‘新三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尤其反对单纯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并且“低消费并不等于低福利，因为生活质量并不是以消费能力来衡量的”。当前农村中，的确存在生活消费品以及奢侈品购买上的相互攀比现象，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农民财富的不必要支出，转变消费观念，抵御消费主义文化的侵染，一定程度上重建农民自己的消费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减少因“有饭吃，没钱花”所带来的贫困感和失落感。但是，在农民家庭日常消费结构中，生活消费品其实只占据很小的份额，农民消费的场域主要并不在此，教育消费、医疗消费等等造成农民一夜致贫已是寻常之事，此类消费是农民被迫的强制性支出，并不会因为农民消费观念的转变，而可以避免或者减少。
教育消费曾一度成为被主流经济学家青睐的拉动消费的“三驾马车”之一，虽官方已在普及义务教育工程方面着力很大且初显成效，但高等教育仍难逃市场化的魔掌，学费日显高昂且居高不下，大部分农村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所付出的成本显然超出了其家庭的承受能力，大学教育沦为产品，却丧失“公共”的属性，大部分学生培养费用和学校建设及其他支出被无条件的转嫁到学生身上，收入本已远低于城市居民的农民不堪重负，增收乏力的农民家庭面对此项消费大多无奈、无力但又不可不为。高校扩招导致高等教育表面“普及”，技工、中专院校升格使得原先为获得职业操作技能而产生的相对较低支出也不得不被按高等教育标准迅速提高。一方面，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大势所趋”，高等教育大众化后，若不能获取那张“砂纸”，立足不易；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门槛降低，录取面扩大，学生与过去相比，考取大学已是稀松平常，如果子女考取，农民不能供读，会招致乡邻指责，“面子”全无，且也会让子女“一辈子埋怨”。面对无力供读却又不能不供读的矛盾，许多农民选择了自杀为逃避，过去“没考上”或“不让读”的正当理由如今已经很难适用。国家为贫苦学生提供的助学贷款，近年来也因“僧多粥少”和银行、学校等方面的重重障碍而收效甚微，大多农民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救济体系获取帮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高额支出仍是其家庭生活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这些因高等教育致贫的农民内心仍充满无限的希望——那是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有出息”后立即改变家庭状况的希望。
前段时间，医疗改革被官方坦言为“不成功”（或失败），但医疗体制改革对于农民的影响恐怕更多在于医疗费用的成倍提高，政府对医疗保障方面为农民提供的福利远较此低，“小病不看，大病等死”现象相当普遍，合作医疗对于农民支出的缓和实属杯水车薪，过去的医药标准已经让农民患者对医院望而却步，如今的医疗费用更让农民患者进入医院治疗成为奢侈，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民看病报销面的狭窄，也使得许多“小病”难以获得相应保障。医疗本身专业壁垒极强的属性，使得政府“市场化”带来的竞争而让人民获利的良好愿望落空，反倒是对医疗行业的监督更加难以到位，医疗费用一再攀升，城市居民因有公费医疗的保障而受价格影响较小，农民却只能一筹莫展，要么有病不看，要么因病致贫，或者因寻求商业保险的保障而又增加支出，这方面的消费又怎可能减少？
除了农产品等方面的购买，农民比城市居民具有先天优势之外，农民是以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成本购买其他消费品。农民的收入“农村化”或者“农民工化”，消费却是“城市化”，农民的消费大部分并不是生活必需品，存在于城市中的生活保障品或其他“投资”，这些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因城乡二元格局而也体现出供给方面的二元性。农民收入较低，支出标准同样或者更高，政府不为农民提供比城市居民更丰厚的福利保障，脱离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医疗卫生体制的整体改革和控制，面对教育、医疗等产品的强制性价格标准，“低消费”恐怕难以成为现实。
“高福利”谁来提供？
人们生活质量的判别不能仅仅依据物质条件的高低好坏，而更应注重其内心的感觉和体验，贺雪峰认为，所谓“高福利”是指“人们对生活感到满意，感到有意义，是体面而有尊有的生活”，“高福利的生活是让人愉快的，是令人满意的。如果站在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不将消费与福利等同起来，而是站在农民立场来考虑农民的福利，则即使未来50年，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仍然是‘小康不足’的，中国农民却仍然是从经济以外的方面获得了（至少是保持了）很多作为人的生活的福利，中国农民因此没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什么（或失去太多）”。然而这种体验并非凭空产生，农民的价值和意义系统，不可能依靠农民内心意识自发或自觉转变而实现，需要外在的诱导和帮助，这些公共产品将由谁生产和供给？
农业税取消后，乡村间、村级组织与村民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但也引发新的问题，即农村社会运行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类软、硬件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为哪方？一方面，村级组织不再从村民中抽取资金，另一方面，大量公共产品却需由其生产提供，并且也构成村级组织成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村级组织在此方面陷入两难困境。目前看来，国家完全负担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所需全部费用的能力似乎不足，乡村组织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很难再有动力和能力为农民提供各类服务产品，非政府组织介入乡村建设的机制尚不完善且无保障，“善分不善合”的农民自组织更是疑难重重，村级组织往往依靠“跑赞助”、“拉扶贫”、“讨补助”等方式获取有限的资金，或者不作为。而各级组织、各个部门纷纷开展的评优创建活动，似乎在客观上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农村文化建设，但大多停留于表面和应付，贺雪峰书中提到的几个典型“协会”，因为有一定的资金保障和智力支持，运作较好，作用明显，但其经验很难复制推广到大部分经济并不发达、没有外来力量试点支持的地区，大多地区农村的多数“协会”、“小组”只是存活于纸张文件的空谈中，实际运作举步维艰。
代际如何连接与延续？
贺雪峰在书中多处提到，应从本体价值方面为农民提供生活上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为农民生活提供文化意义，重建其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系统，如老年人协会的良好运作，可以使老年人重新回到村庄生活的中心中来，这“不仅对老年人获得福利（对生活的良好感觉）作用极大，而且将对中青年农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产生深远影响”，作者认为使当今农村中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可以使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而摒弃短期行为，多为未来考虑。然而，这样的生活真的对年轻人有较大吸引，年轻人真的会因此安心在农村扎根，直至在自己年迈之际也安享今日自己的父辈们这样“高福利”（如果可以这么认为）的生活？
笔者看来，贺雪峰此番见解主要考察的对象，是当前农村中、老年一代的农民，这些人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即使外出打工，也仍然掌握耕种技能，而农忙时也会回到田头耕作收割，这部分人对农村生活的方法技能十分熟悉，并且因为年龄、知识等方面的原因，也很难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投靠子女的除外），农村是他们生产生活的家园；但本应成为农村社会中坚力量的中青年一代，却大多对农活逐渐生疏。一方面，通过考取各类大中专院校，部分青年的户口性质改变，成为城市人，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家庭人口的逐步减少，这部分人所在家庭甚至家族会将生活地域逐步由农村迁向城市，尽管城市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生存压力日趋增大，但也很难期待他们在通过中、高等教育的渠道“跳出农门”后，再返乡生活工作；另一方面，未能通过教育通道改变自身生活方式的那部分人群，也大多选择外出打工、经营生意等非农工作为业，其获得的工资报酬远比种植农田要高，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大幅减轻且国家采取直补等方式以期激励，但与务工相比，务农收益仍显较低，农民大规模种植农作物的动力不足，大多家庭选择种植“口粮田”，而这部分田地主要的劳动力为其父辈，青年一代对于生产知识的了解逐渐减少直至陌生，许多农村已经出现农田的大规模抛荒现象，荒芜之后重新开垦，谈何容易；并且，这部分青年人的工作地点一般为城市或城镇，长期面对的是城市化的生活，接收到的各类信息也大多与乡土生活关系不大，其生活理念、生活节奏、价值取向与身在农村的父辈逐渐分离甚至产生矛盾，代际生活方式也出现了“断裂”，即使每天工作后回到农村居住，这时农村对于他们的意义，恐怕也与“宿舍”无异，农村逐步不再是他们生活的家园，而只是个栖身之地，一张床的象征而已。新一代的农民子弟“出的去”，当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就业机会减少、劳动报酬降低，无以维持生活之时，他们真的可以“回的来”吗？那个时候，田地荒废，种植技能“断代”失传，“稳定器”恐怕自身难稳，“蓄水池”也许已经干涸枯竭了。
关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讨论必将继续下去，简单粗陋的判断和设计不但不利并且有害，贺雪峰教授的这本新著兴许可以再开一新风气，杜绝浮躁和浮夸，拒绝“口号”和“标语”，面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每一个学者都必须“理论务农”，真实展开“面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这是三农学人的良知和责任。
《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贺雪峰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