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无收藏癖好，平生仅有一回向人索要书画，就是半年前向陈远明示，对他那幅“江湖寥落尔安归”的书法情有独钟。陈远千里送鹅毛，将作品挂号邮寄给我。我相信，对于70年代出生的陈远来说，十年后、二十年后，一定能创作出境界更高远、技法更纯熟的大家书法，但那幅“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墨迹泼洒出的内心体验将是他一生都不可复制的的生命情状。
在得到那幅字画的半年之后，又收到了陈远新近出版的《道器之辨：告诉你文化的真相》一书。我逐一看完这部学术随笔的全部篇章，说实在，比起看那种貌似滴水不漏、体例规整的系统论著，我常常更偏爱看这种学术随笔，胡适的主要思想建树和文化立意恰恰是通过学术随笔实现的，而陈寅恪、冯友兰、牟宗三的学术文化随笔中处处结着思想的果实，丰盈而野味，自然而不雕琢。在今天这个学术注水的时代，那些严格按照SSCI核心期刊格式要求批量生产的宏篇巨制可谓汗牛充栋，我自己就曾因疲于应付创造过一周五个工作日之内泡制出两篇学术论文的记录，知识工作者们在撰写这类论著时通常会观点先行，然后偏执地动用一切论述手段应证所持观点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原本采用短文就足以表意，却不假思索地膨胀成大体量的文字泡沫。而学术随笔通常不是，它是轻盈的，但绝不流于轻薄浮浅，根本上是一种厚实和干净，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探索而开放的姿态，绝不偏执地指向一个自以为是的封闭结论。陈远的《道器之辨》让我看到那种轻盈与厚实，也体会到那种探索与开放。作为学者，他把自己放置于民间，超越于体制和功利，不端任何嘴脸，不摆任何架势，不想应证什么，更不去推销什么，只是从容不迫地探求社会历史的可能性（而不是真理性）。这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姿态，这是我爱读陈远这本书的原因。
在人文思想领域，尤其是史学范畴，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和语法形成真理性判断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而专家学者们从来乐此不疲热衷于此。陈远如同一个在故纸堆里埋头考古的青年，他对待历史的态度更像一个小心翼翼的考古学者，他是如此的谨小慎微，他懂得文本书写是不靠谱的，甚至近年来被一致看好的民间口述历史也是不可信赖的。新历史主义深信，历史是迷乱的，历史是诡谲的，历史也是奸诈的。历史文化的事实犹如那些城墙砖和碎瓷片，是可以触手抚摸的，可以拭去泥沙的。陈远更愿意把那些社会历史中的残片和碎屑搜集起来，然后加以科学修复，整治还原出最接近真相的风貌，然后客观陈列、冷静注释、理性评判。“历史如此摇曳多姿，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观点的泥淖”。摇曳多姿的历史需要屏息凝神，陈远用对待考古的方法对待历史，在当下近乎迂腐，但正是这种方法真正避免了对历史的粗暴读解。
为此，陈远避免和主流舆论众口一词地述说北大的光荣，在书中好几篇有关北大的随笔中揭开北大历史的伤疤；他通过揭示梁漱溟的特殊境遇，来解释被知识分子们所敬仰的梁漱溟的“骨气”之缘由；在对梅贻琦极其有限史实资料的梳理中，梅先生教育精神对西南联大的贡献被清晰地呈现出来，而对于西南联大这一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葩，陈远剖析了制度遗产是如何使得“贫瘠的土地上长出鲜花”的。此外，陈远如此细微地比较牛汉和何兆武两类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的差别，还有厘清鲁迅批判“北大堕落至此”的具体语境，指出是 “常为新”而不是“自由”，才更契合北大的灵魂。
用考古的方法触摸迷乱的历史，并没有妨碍他犀利的思辩力和批判力，那些被竭力复原的真相总是演化为一种思想的力量。《道器之辨》正因为是学术随笔，不必像系统的学术论文论著那样顽固地朝一个方向寻求佐证，所以结论始终是宽容的、创造性的、探寻性的，甚至有的地方是自相矛盾、自我悖论的。比如对知识分子介入公共领域的态度，陈远的思考似乎前后并不一致，在《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中，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学术研究，可以为政府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学术层面的借鉴，却不直接介入现实操作。当知识分子跳出自己的专业领域，面对公众发言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比发廊妹或者老农获得更高的话语权。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一定是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在《仅有理念是不够的》文中，他又指出，“知识分子从政历来容易受到士林诟病，原因就在于：出山后的知识分子在具体的问题上，不能单纯的从纯粹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而要考虑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然而，现实的悖论是，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抱着‘出山不比在山清’的想法‘爱惜羽毛’，那么政治场中都是些什么人就很容易想象，那样的话，情况可能更糟。”所以，最终还是应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作为一个沉迷民国史的自由主义学者，陈远对启蒙、对制度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关于启蒙，陈远诘问：“从事启蒙的知识分子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启的资格来自哪里？只是一味地陷在自说自话的优越感与陶醉感之中，自以为是劳苦大众福祉的代表，以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一种思路，其实与父母官的思维并无二致……”但在传统文化滋养中成长、有着浓重国学心结的陈远，似乎并不能控制自己忍不住动用启蒙手段实现宪政的企图，因为“民智还没有达到实施宪政的程度”。这就像他虽然如此厚爱制度文化，但关于制度的效能，他仍然是心生疑窦，“是否援引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解决了制度层面的问题就能一劳永逸？我心存疑虑。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就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而实际情况却总是：寰球同此凉热”，并且“制度的溃烂固然可怕，而人心的溃烂更为严重……”。
就在近期，我还在苦苦寻思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将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儒家和孔子？《论语》里可是处处都在张扬个人主义、个体主义啊。一部《论语》，恰恰是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前提之上，尊重个体的意志和生命的情感。首先通过修身实现个人的相对完善，然后再推己及人，把自由理想推向家国，并在责任终端中巩固和升华自由，这种自由理念难道比西方的自由主义更滞后更低级吗？读了陈远的《道器之辨》，我感到一种不期而遇的思想碰撞，陈远早在《余英时：论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重温李泽厚》就已经探讨这个命题。他虽然没有作太多的衍生，但已经直指问题的核心，“我觉得《论语》作为一个修身的文本，是一套非常完美的体系，一旦它跨越了这个界限，进入了治国平天下这个层面，是非常要不得的东西。但这似乎是个悖论，后世人谈《论语》，津津乐道的恰恰是它治国平天下的功能。”儒家和儒学的动人魅力是道德理想，是修身与人格锻造，《论语》可以转化为伦理秩序，而不能成为政治秩序。治国齐家平天下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主体、责任冲动而存在的，一旦进入政治社会的方法论层面，危险和灾难就接踵而至了，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道器之辨：告诉你文化的真相》也许是一部导论，因为书名显然比所选文章更宽泛抽象。陈远提供的是史学研究的哲学视角，超越或“左”或“右”的思维局限，发现与历史对话的最诚实的路径，这部导论可能连接着他日后更深远的学术征程。“中国文化路径如果不承沿着儒家的道路走到现在，而是沿着杨朱以及韩非法学的路径，今日的中国会是怎样？”以工科学科背景误入史学一途多年的陈远明知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他还是一次次反复假设。这只能说明，作为一个冷静、犀利、谨慎的自由主义学者，他心中长明的宪政灯火是不灭的。有人说陈远是报人学者，也有人说他是学者报人，不管怎样，这一天，陈远的网名突然改成了“再见，报馆”。这个富有民国报人悲情色彩的MSN签名，牵动着他对职业生涯的无限情殇，这应该是陈远性情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