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我曾试图展示这一修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在19世纪，我们美国有过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结合联邦的成分很小，其责任也有限这样一种结 合使得工商企业几乎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随心所欲地运作。但是，这些政府许可商人组建被赋予特殊的权利和特权的法人公司，它们带来了另外一些始料不及的影响。 它们使得势单力孤的工人（他们的收入取决于“工资铁律”）在雇主面前几乎是孤立无助；它们把企业成果的巨大份额给了雇主；它们还把巨大的权力赋予给了那些 控制着货币供应的人，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现金，雇主发现公司很难运转。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似乎处在这样一种危险之中：它将成为一个百万富翁越来越多、 其余人越来越少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少数金融家不仅牢牢控制着国家的经济机构，而且也牢牢地控制着国家的政治机构。
这伤害了国家的民主精神，伤害了国民的公平竞赛感。于是，我们着手改变事情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对体制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性修补。 当它在大萧条中严重崩溃的时候，修补和改造的工作相当激烈，有些工作甚至很愚蠢，但非革命和试验性变革的基本原则依然占上风。这样过了许多年之后，这台机 器是否还可以不气喘吁吁、不磕磕碰碰地继续运转，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华盛顿使劲扳动加速器，这台 机器就开始平稳而飞快地运转。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华盛顿松开了加速器，它依然在发出嗡嗡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这一惊人的结果呢？
简而言之，答案是：通过对制度进行一系列的修修补补税法，最低工资法，补贴、担保和各种规章，加上工会的压力和资方的新姿态我们终 于废除了“工资铁律”。我们实现了收入从富裕者到收入较低者的自动再分配。这并没有让机器停止运转，而是实际上增强了它的力量。正如当个别企业把利润的一 部分投入改进的时候它似乎经营得更好一样，作为整体的商业制度也是如此，如果你投入国民收入的某些部分来改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地位，让他们有能力购买更 多的商品，并因此扩大了每个人的市场，整个商业制度也就运行得更好。我们发现了一个有待开发的新边疆：穷人的购买力。
在我看来，这就是“美国大发现”的本质。其必然的结果是：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原先的广大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基本上会成为负责任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