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有没有一条主线？这就是说，有没有一条主线能把各个时代各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串起来，从中看出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过去，我一直认为是有的，而且抓住了这条线就可以使各种经济学说纲举目张。我们在学习时，这条主线其实就是劳动价值论。支持劳动价值论的是进步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是反动的。所以，讲每一位经济学家都首先要讲价值论。我对这种观点一直是反对的。其实有许多经济学家根本就没有价值论。即使是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的创立者，在他的《国富论》中也没有论述劳动价值论的专章，只是有几句话讲到了这一问题，就被后人解释为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价值论有二元性等等。其实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主线是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史》一书的影响。但我们忘记了《剩余价值理论史》并不是一部完整的经济学史，只是经济学中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发展演变的历史。马克·布劳格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西方以“左翼”闻名，但他在《经济理论的回顾》中也没有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主线。
劳动价值论不能作为主线，并不是没有主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开放之际，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陈岱孙先生提出，一部经济学说史是自由放任思潮和国家干预思潮交替的历史（参见陈岱孙：“西方经济学中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1984年，收入《陈岱孙文集》下卷，北大出版社）。用这个思路的确可以把一部经济学史串起来。重商主义是国家干预思潮，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是自由放任思潮；凯恩斯主义是国家干预思潮，货币主义等又是自由放任思潮，等等。以前我曾全盘接受了这种思路，但以后，我又产生了怀疑：经济学还是以理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或国家干预都属于政策层次的内容，而且经济学中有许多问题是不涉及这种政策问题的。有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明显的政策倾向，但并不等于他们的思想不重要，比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很难划入哪种政策倾向，但任何一部经济学说史都不能缺熊彼特。把每一个经济学家，每一种经济思想都要纳入这个框架中，未免把丰富的经济思想简单化了。其实，当初陈岱孙先生论述这一问题时，也并没有说这是经济学说史的主线，只是指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个特征。我曾向陈岱孙先生请教过经济学主线的问题。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但他说，把两种思潮作为主线，有点简单化了。他的那个讲话也许并没有那个意思。
两种思潮的交替是政策层次的，那么，作为基础的理论有没有主线呢？我曾较长期地思考过把经济增长理论作为经济学说的主线。亚当·斯密建立经济学说就是从这一问题开始的。什么是国民财富以及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是《国富论》的中心，其实也一直是经济学中心。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选择的目的是实现资源既定条件下的最大化。对整体经济而言，这就是增长问题。沿着经济增长这条主线的确也可以把许多重要经济学家的主要思想联系在一起。而且，对经济增长的探讨也成为各个时代经济政策的基础，国家干预或自由主义都是不同增长方式的选择。不过当我用这种思路思考经济学的发展史时，我发现还是简单化了。经济学包括了丰富的内容，远远不是这条主线所能概括的。如果非要用这条主线来概括经济学史，那就会牵强附会。比如，经济学史上极其重要的边际主义、货币主义等等，与增长理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本身在经济学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增长。
在上下探索而不得之后，我终于明白了，用一条主线来概括一门科学是简单化的思路。把增长作为经济学的主线与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为哲学的主线一样幼稚可笑。经济学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必定无比丰富，想用一条主线来概括，必然会省略许多重要的内容。而且，预先确定主线与构架，再来决定内容的取舍，难免有主观偏见，顾此失彼。把丰富多彩的内容简单化会曲解历史，谈起来必然是乏味的。
其实写经济学史不用寻找主线。从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包括三部分：理论、政策、方法。当然可以围绕其中一部分与专题性研究，如马克 ·布劳格这本书名字为《经济理论的回顾》，就是围绕理论问题展开的。陈岱孙先生讲的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交替实际上中心是经济政策。美国经济学家的名著《经济分析史》则是以方法为中心的。在这大类之下，还可以细分，如理论的内容，有劳动价值理论史、增长理论史、货币理论史、分配论史等。政策可以分为财政政策、劳动政策等。方法论的可以有实证方法史、计量方法史等等。如果要写一部综合性的经济学说史，我认为这些重要的内容都不可忽视，讲每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在这些方面的贡献，以及各时代经济学家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我想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历史上的经济学家，或者说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他们。写经济学说史应该是客观的，经济学史属于历史。历史的客观性就在于先抛开个人的偏见，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写思想史必须先把别人的思想忠实地做出介绍，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去取舍和复述别人的思想。过去经济学史的最大缺点就在于先给各时代的经济学家定性，然后再根据作者的需要介绍别人的思想，这就是所谓“以论带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歪曲了历史。这种歪曲历史的方法论过去既是我国学术界研究历史的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学史的方法。
经济学是在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我们说的经济学史是重商主义以来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国自古以来也有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独立成体系的经济学。因此，我认为经济学史不应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
应该如何评价西方经济学呢？过去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西方经济学正确与否的标准。在解放前，陈寅恪先生曾公开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当然，他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评价一切人和事的标准。现在看来，陈寅恪先生是正确的。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是把一种理论作为判断另一种理论的标准。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现在判断一种理论正确的唯一标准应该是实践，一切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其本身不能作为标准。
检验任何一种理论的标准是实践。那么，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是什么呢？我看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在它提出之时只要实现了“三个有利于”就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按这个标准来检验历史上的一切经济理论。过去我们总把“为资本主义辩护”和“为资产阶级辩护”作为批判历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基本依据。“为资本主义辩护”就有罪吗？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推动了经济发展，实现了三个有利于，就在今天资本主义也没过时。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借鉴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市场经济。其实更严格来说，各种经济学说并不是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是为市场经济辩护的。为市场经济辩护，何罪之有？
在过去的指导思想下，经济学史就把经济学的发展史描述为从“庸俗”到“再庸俗”的过程。即使对略有肯定的古典经济学也完全扭曲了其本质性的内容。由亚当·斯密所创立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如何增长了国民财富的。但那些经济学史的研究回避这一中心论题，大谈什么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及剩余价值理论。实际上这些理论既不是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中心，对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实质性意义，换言之，对实现“三个有利于”没什么重大意义。比起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和由此而来的自由贸易理论，劳动价值论云云，太无足轻重了。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在古典经济学之后，他们连劳动价值论也没了。因此，对以后直至今天的经济学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连介绍也不客观了，不是先忠实地介绍各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然后再批判，而是按批判的需要选取他们的观点，以批为中心。这时研究就完全是为政治服务了。有些批判者一辈子也没有读过他们批判的经济学家的原著，却以超级权威自居。经济学家被人看不起，不是自今日起，大概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就是如此了。连研究历史问题都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何况研究现实问题乎？批判别人是庸俗经济学者，实际上自己才庸俗透顶。
这就是我说要重写经济学史的重要原因。过去所写的那些经济学史在我看来完全可以一烧了之。别说观点与体系了，连资料价值也没有，顶多作为反面教材，让后人看看，当年的那些学者是何等荒唐、可笑。一个荒唐的时代难免产生荒唐的学者。这是历史的悲剧。重写经济学史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把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告诉人们，研究每一代经济学家之间的继承和发展。评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也可以百家争鸣，但言论一定要客观，要实事求是，既不美化其缺点，也不丑化其优点。先画一张真实的像，再来评论他的美丑。马克·布劳格这本《经济理论的回顾》就在于忠实地介绍了各位经济学家的思想，可以作为我们重写经济学史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