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不怎么喜欢“历史”，在某人逼迫下用一个月的零散时间读了这本《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第一次读到了许多新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片段，这些“往事”，让我一次次陷入沉思。
范荣康从50年代初调入人民日报任工业组记者和编辑，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的秘书，到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人民日报分管评论、理论、文艺的副总编辑直至离休，近四十年间，“亲笔撰写和主持起草了《人民日报》许多重要社论”。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而其社论的“威力”尤其巨大。因此，读这样一段“社论串起来的历史”，虽是片段，却不难从中窥见当时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整体轮廓。
按照袁晞以及他的同事、提出这个写作创意的作家李辉与范荣康事先的商定，范荣康设想了“探索（1952-1957）”、“遵命（1957-1966）”、“灾难（1966-1977）”、“改革（1978-1989）”四个部分的讲述内容，但从2000年春节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每周一次的讲述只来得及完成了前两个部分，第三部分刚刚开了个头，便因范荣康的去世戛然而止。
范荣康在1956年秋冬之际写的《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等几篇社论，都是针对当时建设发展中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落笔，前者对宝成铁路建设中不顾下雨塌方，为保证“七一”接轨而忽视安全进行施工，造成工伤事故提出了批评，后者在关注职工生活困难补助的同时表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也是人民日报为当时的反冒进所做的一种努力。但这些实事求是、注重科学、追求均衡发展的想法和努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下，却招致了难以想象的政治压力。以小说《保卫延安》成名的作家杜鹏程在读到《不要蛮干》后给人民日报写信，说这篇社论否认了宝成铁路筑路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如果联系到当时中央提出的中国十五年、二十年超英赶美的目标来看，提出“不要蛮干”、“反冒进”都是与当时那种宣扬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时代主旋律”不相谐和的。
袁晞在他撰写的“回望历史”中，用许多当事人回忆的史实材料，对当时的反冒进以及对反冒进的批评，进行了一个生动的勾勒，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当时“把经济方针问题混淆为政治战线问题”的政治气氛，感受到党内生活从那以后发生了不再有以平等态度讨论问题这种可能的极大变化。我细细地读那些章节中的回忆口述、社论原文和回望历史的文字，阅读的心情已从读开篇的长江大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建设时带来的振奋，变成难以承受的沉重了。
范荣康讲述和袁晞回望的这些章节，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许多内容都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仅仅是出于常识，人们也不会相信这些，但在当时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些荒唐的浮夸吹牛都被当成事实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社论里。几十年后，袁晞有机会同康濯在一起谈起这些往事时，康濯对当时的境况和政策也是哀声叹气和深恶痛绝。他说他写的稿子见报时数字都变高了，是人民日报给当地县委书记打电话询问后往高里加的，他直接去问县委书记，说要实事求是，县委书记说，不行，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袁晞说：“康濯、范荣康，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他们为中国文学和历史都留下一些真实的、精彩的文字，但在1958年他们和很多同行也写了一些自己后来也觉得荒唐的东西。那以后的很多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思考：在那全民疯狂的年代为什么昏了头？为什么会停止了独立思考？成了历史逆流的推波助澜者？”
今天的读者，或许可以从袁晞在书中引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这些追问找到一些答案——“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遗憾的是，因为范荣康的去世，他曾经设想的后面两个部分“灾难”和“改革”，前者刚开了个头、在书中留下了一个令人思索的引子，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正如袁晞在作为序言的《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那篇文章中所说：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许多和我一样想了解中国过去并关注中国未来的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于老范和我们，这个遗憾是永远的”。
合上书，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忧郁”当中。也许是很少涉及学术著作的缘故，对于那段历史，和记录那段历史的人，都有一种淡淡的哀伤。换个角度来看，也许，不完美，才是最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