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雷毫不掩饰他对史景迁的敬仰，就连探究中国近30年商业发展史的轨迹时，他都不忘追随、模仿史景迁。当史景迁以无比优美细腻又气势恢宏的叙事写出《追寻现代中国》时，俞雷也刻意将他的新作取名《追寻商业中国》。如他所说，“之所以取这名，是我要以此书向史景迁大师致敬”。
尽管俞雷曾一再表示，“每每沉醉于大师的书的严谨结构和优美文字中，都会对自己是否能写完《追寻商业中国》产生怀疑”，但从已有的他努力所得的成果来看，这一担心显然是多余的。俞雷说要向大师致敬、献礼并非信口泛泛，他在写作过程不仅受到了史景迁的不少启发，而且还采用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的诸多笔法。例如，“1982年才过10天。干静，一位佩戴着‘机01摄影’胸牌漂亮的杭州姑娘在西湖白堤上给安徽的两位游客照相。这一年，她刚满22岁。”这是典型史景迁章节开头的惯用写法。又如“哈尔滨的一位年轻个体户就对《人民日报》的记者说‘成天蹲在这儿，人蹲懒了，货晒旧了，生意难做，我真想退业不干了。’哪怕是勉强经营的这时也说‘俺卖这些枕头线脑，过去到处走走能多卖些货，现在被定在这儿，卖不了多少货，一个月还要交30元管理费，加上税，刚够个本。’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干静正在为着和国营照相馆争拍照景点而拼命地给报纸写信，但要不了多久，干静也同样会被‘定’在一个地方了。”前面提到过的干静在后面又被再次提及、哪怕只是一笔带过，俞雷承认他这么写也是借鉴了史景迁式的前后呼应。另外，像“1982年，在谢高华主政下，正式开放县城小商品市场时提出的‘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日后将被视为开放义乌市场的重要标志……但中国的改革，一直以来虽然表现形式上都是自上而下的，事实上推动这种进步的却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初时，所有的思维定时其实都聚焦于如何拯救日益衰败的计划经济。但即或有救命稻草出现，它们也大多不过是流星闪现，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无效的。”这种以客观叙述为主，穿插主观评论的写法，也是典型的史景迁式的。
然而，对于后一种夹叙夹议，俞雷还是保留了必要的谨慎和小心。他秉承了中国史家“述而不作”的传统，力求对每一个史实采取中正的态度、旁观的立场，不粉饰、不曲解、不夸大、不阿谀。在拒绝任何形式的先入为主的同时，也警惕个体价值的主观臆断。俞雷说：“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至今仍然难以轻率地作出结论，这也是我在书中不敢妄自多加评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俞雷的“追寻”更多是一种复述、一种记录——不预设结论，而是在对纷繁琐碎的历史材料搜集中见微知著、抽丝剥茧。
然而，俞雷还是禁不住显露他写作的动机和企图，虽然他的《追寻商业中国》一度被认为与《激荡三十年》有重复，但两本书却有极大的不同。如果说《激荡三十年》是商业英雄的史诗，那么《追寻商业中国》就是商业草根的历史。俞雷要在书中记录下的正是商业变革年代下中国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力量的崛起。通过追寻，俞雷发现中国的改革实质并不由官方推动，而是民间自发所致，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不断在夹缝中寻求发展的自然结果，为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改革，究其本质乃是一场最大的误会。改革的本意是政府要搞活国营企业，但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诞生与发展”。
这其实也就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一个现代化的商业中国，它的演绎、变迁有着清晰的脉络和深刻逻辑，它不以“政策”与“导向”为着眼点，而在于民众对自由商业的孜孜不倦地追求。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商业亦已具备自我调节与修复的功能，不管是外侮强敌，或是政治动荡，抑或是遭遇当下金融危机，它向前发展的道路不会因此改变。这是俞雷对“商业中国”或“中国的世纪”所寄予的信心或期盼，而这些观点无不贯穿在整个追寻之中。
事实上，在写作《追寻商业中国》之后，俞雷表示“下一本书打算从盛宣怀一直写到柳传志。写立志用商业改变中国的10多位杰出的商人和企业家。当然，他们绝对不会是独立的。我会找出这些10多个人在100多年历史中相互穿插的线索和共同的精神”。从事件审视历史，到从人物推及历史，俞雷已然寻找到了另一个观察中国近现代百年商业史的全新角度，而这是继《追寻商业中国》后的又一次追寻，值得期待的是，下一次他“追寻”的步伐将更加坚定、更加有力。
俞雷：《追寻商业中国（第一卷）：觉醒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定价：39.00元。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