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翻译西学的严复当时引进的都是西方最热门的学问，比如斯宾塞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这些理论是当时西方自然科学引入社会哲学研究之后掀起的学问。这种热门的学问，显然当时的人对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反思能力，只觉得它很新颖，对思维和传统都是极大的冲击，于是就引进来了。严复先生觉得中国太温和懦弱，太安静了，这些强调竞争和动态的理论正适合中国社会的变革需求。这也难怪的，当时的国人太想变革了，只要是不同于过往的思想都是好的。当时急迫的心情在康有为和梁启超身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他们当时甚至主张直接从日本翻译的西学著作中再翻译成中文引进国内，因为日语相对中国人而言比较容易学。
不是说这些早期的翻译有什么问题，相对现在盛行的西学翻译而言，这些开风气之先的翻译已经很好了，严复主张的信、达、雅是人们翻译的原则，还有当时林妤先生翻译的小说也很值得称道。但当时人们希望通过翻译引进西学的急迫态度，的确在某种程度影响了人们引进西学的质量，也因为这种急迫的心态，从而忽视了对它们有力的反思。
一直到5·4时期，引进西学依然急迫，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去国外留学，学有所成之后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民族忧郁发愁。这些人把西方最先进的观念：民主，民族，科学和自由一一介绍到中国，为中国人的文化启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胡适先生把杜威的实用主义和民主观念引入中国，后来罗素先生的自由和幸福观念也在国内引起一阵热潮，泰戈尔普世性的同情和爱也受到国人的追捧。当时中国人还请了柏格森先生，但是好像他太忙没来。
当时国人的心态是积极的，但也是急躁的，人们急于去接受一个新世界，很少去反思这个世界的利与弊，很少对于这些外来的学问做一个追本溯源的反思，当然这对于刚刚接触西学的中国人而言未免有些苛刻了。当时也还有一些反思的声音出现的，只不过反思的基点不是站在西学的角度反思西学，而只是站在中国传统的立场上主张对于西方的取舍问题。
喜欢尼采的王国维先生最后投湖自尽了，很可惜的一位天才，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太没尼采的强力意志了。从王的身上可以依稀感到某种融合前清传统和尼采重估西学价值的东西，但实在太微弱了，不足道也。鲁迅又是另一位喜欢尼采的学者，不过弃医从文的鲁迅没有做反思学问传统的底子，写的说的不过也是些细琐的时事和呐喊罢了。
之所以要说尼采，因为从他的学问开始就有某些对于英美的民主和自由传统反思的思想了。只是当时国内在这方面做的实在不够，引入的西学是片面的西学，是英美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在一种肤浅的角度上说，这很可能就是中国人早期启蒙失败的原因之一。失败的结果，就是中国人没有透彻理解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吃得都是夹生饭——没有相反的声音和批判性的讨论就不可能透彻的理解这些观念，这点只要看看西方的启蒙过程就知道了。
鲁迅先生后来转向了左派阵营，那个阵营里有另一支传统，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同于尼采传统的另一种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反思的思想流派。尼采构成一支西方思想源流反思的传统，很大的一个理由就在于尼采先生放弃了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根本基础——宗教。这点马克思和尼采如出一辙，只是尼采受不了马克思的下层阶级性和物质性的粗鲁话语。但是细细考察两者的思想，就会知道，其实两者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两者彻底重估西学价值都开始于西方古典思想源流的反思。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德谟克里特与伊壁鸠鲁，尼采最早的一本学术著作，也是唯一一本有点学术味道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写的是苏格拉底的破坏性。两者都从西方源流中接受了动态和变动不羁的概念。这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两者之所以能对西方做某种超然的反思，一个共同的原因在我看来都是因为对于西方古典思想，或者说西方的源流有充分的反思能力。否则，马克思和尼采不可能那么自信双双彻底的抛弃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
后来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对于西方的反思放在了实际的政治框架里，没有人再去关心从智力和学术的路径上获得西学的反思性知识。
一直到80年代，中国人改革开放了，思想也得解放。于是又出现了一批年轻人，再次把西学最先进和最流行的思想引入国内，其中就有什么“后工业社会”的贝尔，也有卡西尔的人论，当然也还有韦伯的新教理论。这些理论不可说单一，相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言，显得更加多元了。知道了这些多元的思想之后，人们才知道，其实马克思主义不过只是众多西方思想的一支，思想其实有更多的可能。
但是多元的思想和混乱的市场一样给人们不过是多余的浮躁，并没有带来片刻沉稳。人们开始在冷板凳上坐不住了。人们在各自的思想框架里相安无事，不闻不问。一种新的僵化再次出现。
从芝加哥思想政治委员会毕业归国的甘阳先生是80年代新启蒙的代表人物。甘阳先生跟着希尔斯，学的其实是韦伯。而主张理想型的韦伯实在对于古典的西方思想不太感兴趣。当然在他的代表性文本《学术作为一门志业》中其实有些古典思想的反思，但是只限于韦伯思想皮毛的思想商人是断然不会去细究的。而且顶奇怪的一件事情是，韦伯受到尼采的众多影响，但是在国内关于韦伯的研究者确很少关注，如果从尼采的角度解释韦伯或许也有可能以此为径进而反思西方古典思想源流。但是很可惜，没有人去多思。专门研究尼采的周国平先生不过是把尼采当成人生导师一样的人物，丝毫不关心尼采关于西方古典思想的反思能力。
刘小枫先生学的是神学，但却对尼采甚感兴趣。刘曾经夸口说，中国其实真正懂尼采的人寥寥无几，他也不过是近年才真正有了点感悟。我觉得刘说的狂妄，但有他的道理在。这几年，刘通过列奥·施特劳斯对于古典西学的研究传统，大量引进西方古典源流著作，实在值得人们学习。其实读了尼采和施特劳斯之后，人们就会发现，两者关于西方古典的思考有诸多相似之处——关于这点争论太大。但是回顾刘的研究道路，的确能看出，刘小枫有点开始理解施特劳斯和尼采了。施特劳斯和尼采的共性在朗佩特的著作中有论述，不过最早关注施特劳斯其实应该是毕业于芝加哥的甘阳先生，不过好在甘阳先生是刘小枫的朋友。
这一次不会再错过透彻理解西方思想了吧？人们开始想读中国的古典著作那般读西方的古典思想，为其做经做注。虽然刚刚开始，不过这是唯一可以理解那些不再时髦，但已经是有点禁忌的民主，自由和民族等概念的机会了，甚至也是唯一一条通往理解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路径。
雷立柏先生的《西方经典英汉提要－古希腊罗马经典100部》是初学西方古典著作，或者想要深入学习西方经典著作的人的一个最佳的入门书籍。这个精通汉语和古希腊语等多国语言的人民大学教授或许也是架起中西方桥梁的最佳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