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利克里时期是古希腊的全盛时期，奴隶主民主制在此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在伯利克里的治下，得到了多方面的改革，他在雅典鼓励科学文化，重视建设，吸引希腊各地的人才，使得雅典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这的确是一个令后世羡慕的时代，此时的雅典，只要是雅典城里的自由公民，都可以参与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主张。公开演讲，奥林匹克比赛，以及编剧演出等公众活动一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被后世唾骂的智者学派正处于此一历史背景。
所谓智者本无一定归类，当柏拉图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论敌时，是把他们与哲学家相对立的。柏拉图恨他们，甚至觉得正是他们这些贩卖知识的家伙污染了这个世界，颠倒是非黑白，最后害死了自己尊敬的老师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于自己的论敌难免刻薄，所以他的说法只可半信半疑。其实严格说来，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就可以归于从索伦、毕达哥拉斯一路下来的智者，而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智者和哲学家也并无褒贬之别。在被归为同属于智者学派的人中，其观点也是多样的，并无明显相同的立场和观点。后世的学者甚至认为，所谓“智者”只是某个阶层，并不是某个学派。不过即使如此，智者学派依然有某些类似的东西，比如轻视理论、注重实际、公开的怀疑主义等。基于此，这些所谓的智者，把两样东西推到了教学的首位，那就是论辩术和修辞学。而所谓的智者就是那些以教授论辩术和修辞学的技能，并收取相应费用的人。这些人以形式取代实质，以语言取代真理——这正是柏拉图所痛恨他们的缘由，但是勿庸讳言，他们也是自由和原子化世界里最早的启蒙者和人文主义教育者。
但也正是这些时代的教育者成为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个人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缺乏自制能力的民众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使得民主制度在短时期内即土崩瓦解，并迅速走向了暴政统治。柏拉图《理想国》为民主的短命而痛心疾首，为民众之愚蠢而扼腕叹息，当然使得他伤心欲绝的是那些促使这两者形成的罪魁祸首——不段以挑拨民众欲望，传播虚无主义为能事的智者。
不难找出智者和原子化民主政治的关联，也不难理解普罗塔格拉斯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最后会演变成为走向虚无和腐败的哲学逻辑，最难以理解的恐怕还在于民众之极端偏向的社会大众心理学。可以说没有人会比柏拉图更能理解民众的脆弱和偏执的大众心理学了，但是柏拉图几千年的教诲依然没能挽救二战中惨死于被纳粹鼓动而成牺牲品的千万亡灵。
只要是正义之士对于所谓的民众的演说家，甚至任何激情的演说，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个高明的演说家并不一定是一个有真知灼见，能辨识历史和时代洪流的政治家，这一点已经不再是任何秘密。使得社会结构瞬间瓦解的革命家哪个不是一流的群众鼓动者，列宁和马克思都是一流的演说家，希特勒同样可并于此列。但是这三位被西方学者视为恐怖分子的政治家依然无法概括《1984》里情绪亢奋的民众。是民众需要启蒙教育，还是政客们需要克制？韦伯痛恨一切不正当的，带着强烈价值判断的激情演说家，而勒邦即用《乌合之众》来质疑理性时代里但也亦容易被催眠的民众。
其实个人异己的欲望和意识早已经在政治家的注意范围之内，但是人们依然没法谙熟群众非理性的情绪。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勒邦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纳粹成为灾难之前已为人们所熟知。
民众就像一头没有开化，充满欲望的雄狮，容易被任何满足其恶念的鼓动家所利用。现代政治伦理一面从“价值中立”的克己一路压制理论家无法自制的激情，一面主导大规模的政治教育以启蒙和教育似乎难以驯服的群众非理性。其实无论是邪恶的智者，还是号称正义的政治家都无法规避一个手段——大规模的公共演说，以达成自己的目的。正义之士总是主张清晰可见的伦理规条，智术师们却总是模糊一切黑白分明的世界。两者相较，当然是智术师们容易在原子化的民主世界里获得成功，所以柏拉图感叹，这个世界，“正义”最难当。以至忧心忡忡的政治理论家们，求助于“隐晦教导”，以连哄带骗的手段以达正义教育之目的。
不过，只要能掌握群众的心理学，从听众出发，即可掌握中立的演讲手段，从而进而为正义服务。由此看来，正义之士无需忌讳学习任何为正义目的的“术”，为何要让没有立场的智术师独占了资源，这岂不是自断活路？
《演讲力——从听众出发》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