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诞生的欧盟“总统”应会成为这个星球上权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但他却如一个难产的婴儿一般迟迟不能坠地。欧洲统一是一个听起来颇为高尚的目标，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官员也正在探讨着如何利用《里斯本条约》得到全体成员国批准之后的有利形势，构建一个更为民主、透明和开放的组织，打破他们在民众中的暮气沉沉的官僚形象。然而，新的规划依然渗透着旧的风格，各国依然在幕后进行着各种明争暗斗，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政治之争让那些充满理想的玫瑰色的言辞黯然失色，甚至连这场选择的形式也不是那么民主。在身处局外的观察者看来，欧盟正在进行着一场艰苦的试验，这场试验虽然以更新潮的词汇包装了一些传统的争斗，但它仍然会决定欧盟在未来是否将以一种更健康的状态呈现。
欧盟常任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外长的选择过程，是一幕典型的欧洲式场景，根植于力量对比的现实之中。那些大国希望欧盟能够拥有一位更强势的领导人，他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崇高的威望和果决的魄力，以使欧盟在这个日渐远离 “欧洲中心”的世界上发出更为强有力的声音。小国、尤其是那些在2004年之后才加入欧盟的东部国家，则认为欧盟事务基本上已经为大国操控，那么这两个新设立的位高权重的职务，理应也让小国分一杯羹。
大国思路的难处在于，除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之外，欧洲很难找到一个更为强势的前领导人，但布莱尔的强势的表现之一却是，他甘愿冒欧洲分裂的风险，与法德轴心作对，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坚定地与美国的布什总统并肩站立，维护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神秘关系。所有人都应该能猜测到，正如一位法国领导人永远都会维护欧盟的农业补贴政策一样，一位英国的领导人永远都会反对欧盟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过度远离。在这种情况下，法德两国似乎愿意偏向那些中小国家的考虑，而这个时候比利时首相范龙佩就成为了一个更好的选择。范龙佩在国际上并没有显赫的声誉，只以用弗拉芒语写日本俳句的爱好而著名。但德法两国 “包办”欧洲事务的局面仍让许多小国感到不安和焦虑，在这一点上它们又与英国取得了一致。于是整个欧洲的政治就显得像是一个万花筒。
欧洲政治版图上林立的不同派别增添了这场争斗的复杂性。目前在欧盟大多数国家掌权的中右翼党派希望新的“总统”职位能反映这样的政治态势，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有一位像范龙佩这样的保守的、经常强调欧洲基督教特性的领导人。如果是这样，外长的安排就必须反映出中左派的利益，而他们已经将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奉为旗帜，但达莱马早年参加共产党的经历、以及他时常流露出的反美与反以情绪，则可能激发外界的反对声音。总之，无论欧盟在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尽管从外表来看欧洲已经建立了新模式，但它的运转方式依然带有19世纪上半叶梅特涅时代的气息。
但这能构成我们嘲讽欧盟一体化进程的理由吗？恐怕不能。无论如何，欧洲的统一所代表的是历史上一件伟大的工程，虽然它总会带有种种旧的印记，但总体而言它是一件阳光下的新事。它不是神话也不是现实，而是介于神话与现实之间。
我们恐怕难以说欧洲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这样的说法未免带有太强烈的历史决定论色彩。与其他大陆相比，欧洲的历史上似乎有着更多的战乱与冲突。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的，“欧洲是通过历史建立的，美国是通过哲学建立的。”欧洲历来便缺乏美国那种一致性的气质，没有人可以说欧洲有比其他地区例如东亚更多的适于融合的潜质，例如法英两国之间的历史宿怨可以远远追溯到中日的历史宿怨之前。欧洲的特殊之处似乎在于，其领导人具有更强的捐弃前嫌、同舟共济的意识，其民众则在宽容文化的熏陶之下具有了更强烈的谅解与饶恕的精神。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结束之时便发表它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向欧洲所有国家呼吁，虽然我们彼此之间曾经血流成河，但请忘记千百年间的无数积怨。”而法国与德国领导人也抓住了彼此伸出的友好之手。二十多个征战不断的国家言归于好，建立一种超国家的组织，这在历史上绝无先例。几十年前世界的边界依然是以欧洲的国境线划分的，例如法德两国之间深沟高垒的“马其诺防线”或是东西德之间岗哨林立的柏林墙，而今天这些都已成为和平年代的历史记忆。
当然，我们也要努力避免对欧洲的融合进程做出过于理想化的描述，这中间依然掺杂了各种各样的现实利益。例如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的背景就是，面对一个刚刚统一的德国，法国总统密特朗匆忙地与英国合力推进欧盟的一体化，以将德国这个重生的庞然大物捆绑在欧盟的机构与法律之上。也许从实质上讲，这与法国在一战之后与东欧各国结盟对抗德国并无不同，只是今天的领导人使用了更多有关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措辞。不过这似乎也符合德国的愿望，正如其前总理施罗德所说的：“我们之所以乐见整个欧洲的融合，正是因为我们不想主宰别国。”与此同时，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依然承袭了传统的模式，它向来要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无论谁得势都意味着英国的损失，而在没落之后，它就保持着一副旧贵族的气势，它是欧洲怀疑论的化身，至今也不愿加入欧元区。
在1957年欧洲各国最初签订《罗马条约》的时候，欧洲一体化还只是各国精英内部的一种宏大规划，远离于民众的普通生活，关税的降低、商品的自由往来只反映了商业的需求，没有人预料到它们会带来更紧密的政治乃至生活方式的融合。正如经济学家从未证明欧洲构成一种最优货币区一样，统一的欧盟能比各国单打独斗发展得更好，这一点也没有得到坚实的证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建立的统一汇率机制对于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而言不啻为一场灾难，唯一的好处就是让冲击英镑的乔治·索罗斯第一次赢得国际性的声誉。欧洲的一体化是一场目标不确定的试验，其主导者则不断修订完善自己的计划，根据有利的形势不断将其向前推进，有时公众的介入反而会影响精英顺利推行他们的方案。例如在2005年，当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希望借全民公决来反映法国人对欧洲统一以及他自己的支持的时候，他收获了响亮的“不”的回答。于是欧洲各国议会便静悄悄地通过了取代欧洲宪法草案的《里斯本条约》，对于许多忙于日常事务的公众而言，那只是一份笨重而拗口的文件。当土耳其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国家扣响欧洲大门的时候，维护民族“身份”与“特性”成为流行的词汇，由此带来的焦虑感也成为笼罩欧洲的情绪。
我们无法判断欧洲的统一究竟是快于还是慢于我们的预期。早在18世纪末，美国的华盛顿总统便预言，欧洲将遵循美利坚合众国的先例，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直到今天，它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历史的终点。但关于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大众推动还是精英促成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伪命题。这个过程的推手当然是各国、尤其是德法两国的政治家，它的绝大多数条约是通过闭门会议商定的，欧盟大多数官员也并非选举产生，时常暴露的腐败也给民众以把柄，让他们得以指责纳税人的金钱遭到了浪费。
但欧洲人的这项投资毕竟带来了无可置疑的好处：欧盟使市场和货币统一，提高了商业世界的可预期性。正如敏锐的观察家所发现的，其实在繁荣的时期，西欧人并不抱怨来自东欧的劳工潮，因为他们提供了必需的劳力，而这些人又将资金汇回本国，对移民的抱怨只是萧条时期的特殊反应。也许有些民众对更多的非选举产生的机构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人权也通过欧盟这个超国家的实体有了更多的保障。整个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是一个精英与大众融通并进的过程，公众不时发出的抱怨也许正反映了这个进程的健康性。在《里斯本条约》即将生效之际，我们也在听到各种各样的怨言，这也许是媒体放大了反对的声音，毕竟在欧洲，那些得益于融合进程的人不愿过多宣扬他们的乐观。欧洲的统一反映了精英与公众、理想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一种健康的互动，当我们面对东亚的一体化前景将会如何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时，欧洲的经验也许正是一盏指路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