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句哲学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中国因果论讲究：有因就有果。任何一种思潮、思想的出现都有其必然的原因。
《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哲学、道德、人文思考具有重大的影响。从书的编纂上看，《论语》是一本语录体著作，是由孔子、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根据孔子的论述编写而成。因为孔子崇尚“述而不作”，所以这本书虽非孔子所作，但是确是他的弟子们根据他的言行论述记录编撰而成，可以说《论语》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内容和本质观点。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记录和保存其思想观点的《论语》当然也就成了儒家正统文化思想的一个典型范本。
在《论语》这部书里，孔子以“仁”为核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经线，以“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孝、友、睦、姻、任，恤”六行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辐射扇面，以“温、良、恭、俭、让”为人文关怀为标准，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德个人发展、人文道德价值和社会行为体系；同时他又强调“礼”，重视礼治之“异”，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克己复礼”。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因此他坚持“亲亲”、“尊尊”的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也就是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认为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对于儒家思想中“仁”的学说，基本获得了绝大多说中国人的认同，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但是对于他“礼”的学说，历来诟病甚多，认为孔子讲“礼”，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妇是一种严重的等级思想，对于中国封建家长专制制度和政治专制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依据，并把这种思想夸大上升为一种“罪恶的思想”，这其实是对孔子“礼治”思想的一种误解和误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法家思想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借鉴了孔子的“礼治”学说。可以说，礼是中国法治思想的启蒙，通过“礼”的道德力量的约束来规范人的言行作为，不仅是开启了我国古代法制建设的先声，而且也是通过礼的补充和外延来在法制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构筑社会稳定的道德高墙，对于促进人们的和谐相处，无疑具有重大作用。
孔子如此重视“礼”的作用，是否是孔子凭空杜撰出来的一套空想学说呢？这就要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其礼治思想出笼的社会背景来分析了。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人们开始私心膨胀，为此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对远古时代居民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周天子礼治下人民井然有序的生活图景十分向往，我想这或许也就是他竭力推崇礼治思想的基本根源。在他的学说中，孔子把纷纭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细分，从中梳理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关系，并且制定了各自的行为规范，例如他提出：孝、悌、忠、信的管理理念，即先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仁爱之心(容易做到，起码要求)，然后向纵、横两个维度逐步扩展：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拓展为对师长的敬爱，对国家的忠诚，对子女的慈爱，对兄弟左右的关爱(“悌”)和对朋友的诚实守信，在此基础上把仁爱之心进一步奉献给整个社会，达到“泛爱众”的要求，从而建立起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新秩序。
儒家不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便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智慧并取得了成功。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
从《论语》中折射出来的礼法思想，后来经过孟子的传承发展到西汉董中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强化为国家的德治和立法思想，期间和其他各派经历了激烈交锋，最终她被确立为正统的国家思想，这不仅说明其思想的先进性，更说明了其思想和其他各派相比更具有为现实服务的属性，更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开启了我国从礼治到法治、从大乱到大治的先声，实在也不为过。因为礼治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其乐融融、温情脉脉的良好社会秩序，无论从那个角度看，这和现代法治的基本立法精神从方向上看，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