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是我近年读过的最好的中国历史类书。可读性强，言之有据，发人深省。考据功夫令人十分佩服。见识的通达，不壅不塞， 也为文革后史家少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黄宗羲、刘宗周和孙可望，与前人之见大异，却不令人觉得标新立异，学养与平准心态之惠也。
《南明史》是一部痛史，读之每每令人掩卷，悲从中来。
附 摘录：
1、“读《南明史》后记得悉，该书初稿早在7年前便已完成，尽管出版社编辑的催稿信多达几十封，顾诚却迟迟未敢出手，原因在于他认为许多头绪未能充分理清，不少关键问题缺乏可靠的文献。据熟悉顾诚的人讲，以当时顾诚掌握的史料规模，大大超过国内外已出版的南明史著作，如谢国桢的《南明史略》（1957年）、美国史家司徒琳（L.A.Struve）的《南明史》（1984年）南炳文的《南明史》（1992年）等。自文革末期以来，顾诚便穿行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之间，抓住对读书人来说查阅史料的难得时机，10多年如一日，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辑微钩沉，发掘出大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手史料，积累的笔记盈数尺之高。若按常例，如此丰富的史料基础，出一部笑傲史坛的大作绰绰有余。况且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料永远是不完备的，写史向来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多少史料做多少文章，难以澄清的问题不妨搁置起来，待时机成熟再拣起不迟。有取巧者甚至没有多少史料或者只用少量二三手史料、一两本外文书便可作出大部头史作。
然而，顾诚却抱着穷根究底、求真求实的决心，最大限度地搜求有关疑案的蛛丝马迹。仅为核实西南明军和永历朝廷的内容，他在查尽北京收藏的云南地方志后，又赶赴云南考察。在昆明一个多月，他从早到晚将自己放逐在云南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内，遍阅馆藏的地方志和相关典籍。以诸如此类的韧性，他“反反覆覆地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了又改，一拖就是5年。”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改查的书都查了，直至有一天他感到“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谓不自量”后，才决心结束这番艰苦的学术之旅。”
2、“他一反习见的认识，将清王朝的建立看作是破坏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进步、打断了中国历史正常的发展进程的一个事件，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十分骠悍的满族的上层人士同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勾结在一起，窃取农民大起义胜利果实的产物。其基本论据为：明中期以前，我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虽渐有落后，但到明末为止同西方的差距仍然不大，末代皇帝崇祯还孜孜引进西方科技和新知识。大顺军接管整个黄河流域也对社会生产力几乎未造成破坏，且狠狠打击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族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官绅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既定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样子。而清的建立却以全国生产力的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稳定后的统治虽被人吹捧为康雍乾盛世，但正是在所谓盛世期间，中国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越拉越大。换句话说，顾诚认为明清的易代乃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当然，他并不否认清王朝的积极历史作用，即‘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从而避免了认识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