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绑架了金融学者陈志武？

网上有几个卖书的，狂轰滥炸到处发帖，将金融学者陈志武一本日记体的集子当成了金融宝典来吆喝。于是好奇去读陈的这本被奉为百姓圣经一样的金融专著。但阅读下来，看到的却不像是一个严谨的金融学者说话的腔调。一个研究金融和债券的金融学者，为什么会去写这种完全悖离学术研究范式的文字，为什么会做这种和专业研究相去甚远、降低自己学格的工作？再看看媒体，凡提到陈志武，必以其金融学背景吓人，罗列无数头衔光环，也不顾忌陈先生会不会因此颈椎出问题。

书商也许知道此书学术严谨性拿不上台面，于是盛赞陈著通俗易懂。书商还有一个绝活，便是替陈志武寻找对立面。于是不是金融专业出身的宋鸿兵成为一个靶子，其实书商未必都读了宋的《货币战争》，但商人深谙畅销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于是不良书商和良家书商同时采取了一致动作：要想轰动，就把畅销书《货币战争》设为假想敌，寻找宋鸿兵的对立面，然后找金融领域的权威来PK。这是一种商业必然，也是商业化文人的小聪明、小无赖，挂门诊只能去“小儿科”。正因如此，一个金融学家陈志武，变成了书商们挑起售卖大战的一发炮弹。于是乎，用名人去批评畅销书，乃书商新的“利益增长点”。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陈一人身上。

其实，世上本没有那么多PK,更没有战争，是书商与媒体合谋，恶意制造了“硝烟”。他们在学者和学者之间制造对立，在学术观点和学术观点之间煽风点火。无良书商对学术啥也不懂，但却精通如何制造事端，如何用挑拨离间赚钱。于是，陈志武迎合了这种带有名誉和财富诱惑的绑架，抑或是顺水推了一下共同利益之舟，写出了和自己毕生研究学风大相径庭的“通俗”文字。学者之哀。

书商当然不是只做这一件事，我还看见网络上有人因为推韩毓海的书，就把韩推崇备至。其实韩和宋鸿兵一样，有点愤青习性，不知道韩出书时心中虚也不虚。网上有一个韩的演讲，看完明白他面对金融专业张不了口，没有一点点发言权，于是碧落黄泉翻书本，试图从历史的背影中找到陈志武、宋鸿兵们的阴暗面。那副小左腔调并无大恶，但是对于集权统治的赞美和向往，有激进邪恶的成分。和宋一样，他主张先强国。这和搞金融研究的陈志武又不同了。陈志武恰好是自由主义经济的信奉者，或者说想当中美价值观夹缝中的“利益均沾者”。陈与宋鸿兵观点不同是必然的。陈主张自由经济，以金融强国。宋主张先抓住时机集权强国，夺得霸主话语权以后再谈制度改良。从学术实践角度，都没见到对错的最终实证。从政治野心角度，宋更现实但残酷。因此，从人文角度，同属天下乌鸦一般黑。

但那位韩性学者则不同。其邪恶之处，不在嘲笑主流经济学家，而是推崇国家集权。韩的行文，一看就是文革后遗症落下的话语残疾。一副“斗争”的架势和派头。这是时代烙印，估计幼时当过红卫兵小将甚至红卫兵干将。韩文提到阿伦特，殊不知他文中竭力推销的，正是阿伦特毕生痛斥的。中国的未来不是一个国家的单独崛起，更不以奴役国民为代价。著书立说者，都算文化人，说邪恶，不是说人恶，而是观点之恶，是说“斗争”意识作恶。很多观点，原本可能是平实的，但被书商一鼓动，就利令智昏、名令智昏了，一张口就调高了嗓门。非要把自己说得比他人高明，还有意用一种尊重的口吻来贬对方。这不是做学问者的风范。所以说陈和韩都中了书商的圈套。相比之下，宋的书就没有贬损他人的激烈言辞，尽管学术的成分少，演义的话语多。但宋现在也有国家主义的思想抬头，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主张先集权后平等。为什么鼓吹集权不好？因为集权导致腐败，集权也导致灾难。中国崛起，应该和人文的觉醒、制度的完善结伴而行。那些急于推行“中国概念”希望先强国，去和欧美争夺霸权地位的言论，不仅仅是操之过急，而且有邀功、献媚、请赏之嫌。时至今日，人民应该清晰看见集权的另一面。如同看到二战时的纳粹消灭了失业率，最终还是被战败。无论任何，中国百姓应避免历史重演、灾难重演。

所以我觉得或许是书商的原因，陈所以动笔写这样的畅销书，是在书商的“威逼利诱”之下，出卖了学术贞操，被出版商对金钱和浮名的追逐“诱奸”了。这也许是陈志武学术生涯中的一次“失足”，是其学术背景中的一个污点。以陈的学养，不至于写这么“通俗”的书。中国百姓还没有高端到要靠陈志武来启蒙。但是书商们需要陈志武，或者说需要陈的头衔、声望，需要一些通俗易懂的话从陈的口腔里发出来。于是绑架了陈。这正是书商的恶劣之处。本来陈的生活很平静，既是金融专攻，又懂生活情趣，平时还写很多文学随笔。本来挺好一件事情，不料被无良出版商惦记，虏获过去，改头换面，被包装成射向宋鸿兵的炮弹、开启平民金融意识的启明星。看看媒体如何说的吧，标题很多就叫“陈志武怒斥宋鸿兵、陈志武全面反击宋鸿兵。陈何怒只有？都是媒体、书商在拨弄是非，因为书商心里门儿清，宋起初不是学者，没有陈的声名。也许陈心里原本就颇为不服，我是耶鲁的金融学学者，怎么叫你这姓宋的小子占了先机，畅销了一把？陈先生若由此心念，学者的身份先就失了输了。

经叫卖陈著的小书贩提醒，陈写作此书历时四五年，真不是有意写畅销书为出版。那么，为什么陈的散论会被集结出版，然后漫天的炒作，媒体狂轰滥炸呢？看看媒体的标题就知道，什么全面反击宋鸿兵等等。我相信那些标题绝不是出自陈之口。谁在强暴陈志武呢？谁在做陈的“代言人”呢？就是无良媒体人、想赚钱的出版人。他们制造硝烟，吸引大众视线。以策划作暴力、以炒作为打手。世风低下，造就了陈、韩写出如此有失水准的“跨学科”著作。陈的书，在叙述其专业的部分最得心应手，但陈一旦进入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就荒腔走板了。那么，陈为什么要写这么本跌金融学者份儿的书呢？是不是被媒体胁迫呢？那几个策划者矢口否认。那么，谁是绑架金融学者陈志武的真正元凶呢？一个最容易被栽赃的倒霉蛋就叫：社会。

在学术学风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有经验、有功力的编辑，去甄别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书，然后争取出版，为未来之学术奠基。现在的流程是，小商人变身为书商，当上了学者的掮客。他们的强项不是判断学术学养，而是擅长炒作轰炸，美其名曰：策划。其实无论其“策划”的孔雀开出多么炫丽的屏来，当其得意忘形、“华丽转身”的时候，一览无余的，只能是丑陋的铜臭屁股。

十多年前在纽约和唐德刚先生茶叙，第一次听唐先生曝大陆大学之“豪放”、学术之腐败、出版之恶劣。唐说他去北京讲学，见大陆学府，钱多、豪华，远胜“哥大”，但学术抄袭严重，歪风盛行，编辑中无有眼力的出版家，倒是多唯利是图的商人。由此注意学术出版。唐先生为学，名片上却只有唐德刚三字，无任何“家”的名头。几次听唐先生忆往，甚欢，得唐先生不弃，赠胡适：《胡适秘藏书信选》上下册。记得正篇民国七十一年第一版第144页，胡适致翁文灏信中有言： “关于人才教育，诚如尊论，国家教育应供给国家所需要之人才，但解释“国家需要”，亦不宜太狭。抄录于此：“我们所应提倡的，似仍在社会不注意的纯粹理论科学及领袖人才的方面。……我所焦虑的是：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虑？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部可读的本国通史，岂不更可焦虑？无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

我等晚生，肤浅、不才。但胡适之对教育治学的“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的疾呼还是听入心中的。中国的学问家、思想家，若都像现在这样，被世风所扰袭，被书商所强迫，不勉力治学，一心向学，国家将来难逃其祸。商业化风气，不应在学术界、大学校园、文字传媒之中兴风作浪。学者尊严是最后只防线。若中国一流的学者，整日被书商整得五迷三道，热衷畅销书的排名，和笑纳媒体哄抬的顺水人情，那么中国学者的尊严只能在喧嚣热闹喜庆中沦陷，我们所见，只能是被商业催生的《金融的逻辑》和被商人绑架的陈志武。

在这场温柔的绑架闹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全球化的商业图景：文化处于危险中，文化受到金钱、商业帝国和重商精神（有多重面孔：收视率、营销调查、广告期待、销售额、畅销书排名）的威胁······将文化作品降格到凡俗产品的庸俗命运，与玉米、香蕉或柑橘等量齐观······商业逻辑侵入了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所有阶段······把文化产品当作一件普通商品，当作随便一件什么产品来处理，服从利润规律。在这样的现代性严峻现实下，书商绑架学者、搬弄是非、热衷PK的现象层出不穷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正如当下一句网络流行语说的：“哥念叨的不是传说，是寂寞”，书商们卖的也不是文化，是商品。这既是全球化潮汐经过处的那一片越来越远离人文堤岸的狼藉，也是中国的学者、思想者必须面对的危机。

最后，还没忘记那几个卖书的，不要见了个所谓学者，就以为见到了真理，忙着策划、包装、开宣传发布会。学术有范式、学业有专攻，学历史的叫板金融学者，就跟搞旅游的非要跟老虎伍兹比高尔夫，满拧。出书的缺乏基本鉴别能力，有的却是炒作献媚的本领，这不是一个好事情。真正的历史学家，懂国家外交、国际博弈的学者，我推荐一位：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2005），看看真正的学者如何实证，如何治史。徐先生有一部历史著作，叫《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网上应该有下载。我建议推销新左派宣扬国家集权这类书的策划人和书商先完整通读一下。做一个基本的比较和判断。然后再看看自己包装、策划、宣传的书。还是那句话：你们推崇的那些书若能叫历史大作，猪站在路灯下就该是夜明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