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我想起了去年夏季有幸在爱辉知青博物馆正式开业的前一天参观了它，它那强烈的震撼力深深地撞击着我的灵魂。在此结合本书和博物馆谈谈自己的思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种特定环境里的特殊行为，对它的评价必须和文革这个大环境联系在一起，不能抛弃文革而大谈上山下乡。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70年》说：“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大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几年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共达一千六百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官方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
从民间来看，文革初期学生卷入动乱，到1968年三届学生共1000多万人滞留在校，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不得不给他们寻找出路，这就是上山下乡。（参见《目击——二十年中国事件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这种上山下乡起根于文革而停止于文革结束，它的弊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必然是大于利。把这件事放在民族发展的背景上来看，它就是对历史的倒退、对时代的亵渎，使我们这个民族本已经和世界科技拉近的距离又瞬间拉大了，被和我们经济状况相仿的国家大大甩在了后边。而知青个人的磨练和锻炼与之相比，孰轻孰重不是一目了然吗？
钱理群先生在《民间思想的坚守》一文中谈到“文革”时期在全国各地由青年学生自发建立起来的“民间思想村落”时说：“从根柢上说，这是一群‘非知识分子’（或谓‘明天的知识分子’）在肩负时代已经提出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应承担的‘为社会大变动融铸理论武器’的任务，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体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毅然挑起重担，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无论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的。”而这一部分内容在本书中没有展现。
前苏联文学家卢那察尔斯基1932年曾说过：“伟大的文学现象和重要的作家个人多半是、也许纯粹是社会大变动或社会大灾难的结果。文学杰作就标志着这些变动和灾难。”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个社会大灾难，就不会有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学长廊，就不会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就更不会有引起整个社会对之争议巨大的“朦胧诗”的崛起。
作家想让他的作品光耀千秋，那他不得不和政治结缘，没有任何逃避的机会和理由。用卢那察尔斯基的话说“任何作家都是政治家”。在中国的土壤上产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文学家无法找到任何方式躲避。于是，或逃离尘世命归黄泉；或入“牛棚”做“黑鬼”被迫远离笔墨；或出卖良心、卖身求荣，做御用文人。真正的文学家沉默了、落魄了；文学被虚伪支撑着，鼓噪着一片谎言。但是，事物历来是对立统一的。有黑暗，就有光明的追求者。在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在白洋淀诗歌群落，在山西、内蒙、河北那些偏远的农村、牧场，活跃着一群“地下文学”创作知青，而“地下诗歌”的创作是他们在迷惘中自发对“文革”中的政治模式进行探索和怀疑的锐利武器，他们在无意识中成为了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者，尽管他们稚气未褪。
郭路生在赴山西杏花村插队时写下了离别亲人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透过离别亲人的列车窗口，郭路生心情忧郁颤抖：“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我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和“文革”前在主流文学诗歌界占有绝对重要位置的贺敬之的诗有着截然不同的情调，它摒弃了高昂的政治热情，躲避了阶级斗争的说教，真实凄美地诉说了一个20岁青年学生就要离开母亲的感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在一片欢呼歌颂的岁月里，郭路生却充分展示了人性中脆弱的一面，勇敢地将诗歌在真正意义上回归到了单个人的意识上，回归到了人类最基本的人性特征上，人性的脆弱在这里呈现出了诗中最美的一面，同时也埋下了对那种“假、大、空”诗歌撞击的思想解放的启蒙种子。回避气势磅礴的英雄主义和豪气冲天的斗争哲学，在一片红色标语口号海洋的包围中，裸露着一颗离别亲人迷茫上路的颤抖的心。这正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当时那个氛围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获得极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当时形势下，“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创作者们不可能有意识地和正统的主流诗歌进行抗衡，昨天，他们还在激情澎湃地朗诵着那些被政治信条硬撑起的大气磅礴的阶梯诗。 “文革”热闹过后，他们的心灵感到了极度空虚，他们在文化沙漠中开始了痛苦的怀疑，苦苦地进行良心上的扪心自问，不懈地进行心灵上的疯狂寻觅，囫囵吞枣式地大量阅读了《被背叛了的革命》（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时代》（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红与黑》、《怎么办》这类书籍，创作出了和当时主流思想截然相反的诗歌，成了思想解放和诗歌艺术创新的先行探路者。无意中他们的诗歌告别了歌颂和说教，抛弃了20世纪60年代那种大气磅礴的阶梯式的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套路。敢于讲真话并使用了象征、隐喻等影射、暗示的表达方式，对极权政治、个人崇拜及其肆无忌惮的人性践踏进行了控诉和批判，并毫不动摇地要重新唤醒对现实失望的人们拥抱未来的信念和热忱。他们这一时期的诗歌在社会中、尤其在知青中广泛流传，为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民中深入开展，使人们冲破僵化的固有思维模式，追求实事求是、勇于讲真话，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启蒙作用。手抄诗歌在“地下”传诵，思想解放的启蒙种子也在冰冻的土层中慢慢生根、发芽，等待时机随时破土而出。
这一切不应该都在这本书中有所展示吗？而且应该占重要的位置吗？
在写本文时，我看到了《黑龙江晨报》对聂卫平的采访，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北大荒到底是人生的财富还是青春的灾难，他（聂卫平）摇头说不清楚，'没有这段生活，一直专心下棋，成就能大过现在吗？农场的很多知青，都生活在意志崩溃的边缘，挺过来了，对忍耐力、意志力的锻炼是巨大的。'沉吟片刻，他的语气变得坚定，'对个人来说，可能是种积累和磨砺，但是作为一项政策，肯定是个失误！几百万人下乡做知青，太荒诞了。”对于一些知青倡议筹建“北大荒知青纪念馆'，他坦言'我没兴趣'，'这是历史造成的错误，不必多驻足。有什么啊，都对自个儿过去过于留恋了，过去就过去了呗。'”
这或许也是另些知青的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