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提示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对于解决社会矛盾是和推进社会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这里我引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遐龄的一个讲座，代大家参考：
我看今天复旦校园非常热闹，有很多讲演同时举行，有这么多同学来听我的这个报告，我感到很高兴。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大家都关心的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我今天和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学术难度，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
演讲题目虽然是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但实际上涉及大家都很关心的三大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还有一个是法治。现在大家都希望我们的社会发展，经济上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民主政治，整个社会状态则是法治。这三个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应该由社会学阐述清楚。
一
我们今天讨论社会结构，首先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有没有市场经济的存在？如果存在，又占多大比例？如果说一点没有市场经济成分，恐怕是不妥当的。应该是有一定的成分的。我记得在1988年，我对一位经济学权威说，我认为现在中国没什么市场经济，您是否同意？他说你这句话恐怕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会同意。现在14年过去了，和14年前相比，我们市场经济的成分，只能说是多了一点。这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外资企业这一块，还有就是部分民营企业。但我不敢说全部民营企业都是符合市场经济标准的。另外国有企业也有一部分进入了市场经济。现在我们讲有多种经济成分，有公有制、外资、合资、民营等等，经济形态也有多种成分，这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含义不同，就是既有市场经济，也有其他形式的经济形态。我举一个例子，河南有一个叫“南街村”的地方，前几年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典范，是计划经济有生命力的明证，我们系里的一些同学要去调查，我就对他们讲，我说那些人的说法表示怀疑。虽然我对南街村不了解，但是我敢说，它必定和你们想象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一样的。他们告诉我这个村内部还保持着原来计划经济的模式，我说不能那么讲，首先，南街村跟外部社会难道没有商品交换吗？它生产出产品，拿去卖发了财，它不是处在整个市场环境中吗？其次，南街村有没有雇工？据说有3万外地人在那儿打工。这怎么是我们某些人心目中“一大二公”的纯洁的社会主义呢？我当时告诉同学，要去南街村调查，应该调查它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生产活动；实际上如何与外界做生意；实际上如何雇工；工人实际上一天工作多长时间，8小时、12个小时还是14个小时；一周有没有休息日，是休息一天还是休息两天；发多少工资，剥削的程度有多少（笑）？就是要了解实际情况。所以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中，不能说没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但是成分有多少，一定要调查、要统计，不能想当然。这应该由经济学家来研究，当然社会学家也可以参与其中。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中国当前的经济形态，不能说完全是市场经济，只能说市场经济占有相当的比例。
美国的社会学界对中国研究非常有兴趣，我们就说中国研究已经进入了美国社会学的主流，这所谓的标志就是在他们最主要的两到三个刊物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论文达到了一定的比例，这就标志了中国研究它进入了他们的主流研究领域。这就相当于我们在上海的社会学家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性质相似。假如一段时间我们发表的研究云南某个少数民族社会的论文很多，我们也可以说，现在对这个民族的研究进入了中国社会学界的主流（笑）。美国的中国研究很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很多理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网络理论”。我在这里只介绍他们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当前的经济，有相当一部分经济是“关系网经济”。如果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你到这个市场上去是非常放心的，也就是说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我在10多年以前，对我们的市场就是很不放心的。那时我刚在复旦大学工作，当时大米是凭购粮证供应的，我每个月的定量是30斤。我可以买6斤白米，其余定量只能买不太好的大米，叫做籼米，那次我兴冲冲地把这6斤白米买回来，结果发现是发了霉的白米。后来我得到一个经验，就是一个月有那么几次粮店卖好的白米，你得等到那个时候去买，就是要经常到粮店去看，看到卖的白米样子比较好的时候，还必须拿起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一闻，再下手去买，否则就只好吃发了霉的白米。请注意，这还是国营的粮店。那个时候的市场已经是缺少诚信的，但是他还不欺骗你，他告诉你这个白米就是坏米（笑）。而现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按照合格的市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市场是有问题的。再举一个例子，合格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应该是完全开放的，但是我们有的地方，比如为了保护本地生产肥皂的工业，就下令这个地区的商店一律不得销售外地生产的肥皂，消费者在商店里看不到其他品牌的肥皂，他无法选择，就只好买这种肥皂，中国很多地区都有这样的地方保护政策。这样的市场，在多大层面上是一个合格的市场？这样的企业行为，能说是市场行为吗？我们现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占多大的比例，这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从去年到今年，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在谈论的一个诚信问题。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提出来的思路是用制度建设来解决诚信问题，这是否可行，就是我们社会学研究要来回答的问题。如何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目前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依靠一系列的法令、措施来强制推行，另一种思路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是强制推行能产生的，如果社会本身不能够自然生长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还是不可能得到。简单地说，一个认为市场经济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另一个认为市场经济是由政府来决定的。现在一般人，都认为市场经济应该由政府来推行，也盼望政府来推行，这个思路对不对？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推行了有10多年了，我记得上海曾经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时宣布，上海要在八五期间建成现代企业制度。可是八五期间没有建成，然后就说九五期间要“努力建成”，就不敢说一定要建成了。我们知道上海政府是全世界最有能力的政府（笑），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上海过去的这六七年，建设速度是非常之快，全世界都吃惊。毫无疑问，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政府比得上我们上海的政府，但是这是指建造大楼、街道、桥梁等，而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就没那么顺利了。这是什么原因？前一种思路认为，只要政府下决心，就一定建成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思路现在看来似乎有点问题。因此，我们就需要对此做社会学的分析。
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过去一向当作一部经济学著作，实际上也可以把它当作哲学著作，特别《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论商品的部分，可以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实还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学的著作，因为实际上那一部分描写了一种社会结构，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为此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型。所以现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一般都把马克思看作是社会学家。当然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有不同的理解，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是社会学中的冲突论的鼻祖，但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如何产生的，而不是单纯从阶级斗争这个角度，所以不把他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冲突论者。我们从这里就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和现代的大部分社会学家，即符号论的社会学家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一致。就是人们的日常行为在产生着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是由政府规定出来的吗？不是！按照大多数社会学家的看法，人们的日常行为，比如我们去求职、工作、做生意等等，正是这些日常行为产生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因此要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我们现在的经济机构，就主要不是考察政府政策，而是考察人们的日常行为。当然政府政策也很重要，如果像文革时期那样，这个也不许你做，那个也不许你做，人们日常行为都停顿了，经济结构也无法产生。现在政府政策很清楚，只要是合法的，你都可以去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已经不用再考虑了，而重点要考察人们的日常行为怎样产生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
我举个例子，前几年我的一个朋友，他准备去下海做生意，我问他打算怎么干？他说我对这个行业比较有兴趣，先到公司里去学学、做做，过几年有了经验，自己开公司。应该说这是中国人的风格，有一句老话，叫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鸡头很小，但再小也是个头，“不为牛后”，牛的屁股那么大，不干。请大家注意，中国人的这种思路非常重要。我绝不是在说我这位朋友的坏话，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典型的思想，大家都差不多。他到这家企业去工作，去的时候就没安好心，就是准备去学本事，然后挖墙脚。我接触过许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要设立分部、分公司，而这些分公司经理的行为，相当一部分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是借着总公司的招牌在各行其事，为自己谋私利，也就是我们讲的“挖墙脚”。至于打着总公司的招牌，偷偷地做自己的生意，这种例子是非常多的。于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出现了这样一种规律，它大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分裂。这就促成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成天就在考虑怎么提防别人挖他的墙角。我也曾经给几位民营企业家出过主意，我说你这个公司不要开大，可以通过参股的办法来控制其他公司，而不要让他们成为你的下级公司。因为如果成为下级公司，他就会非常担心，用人时候，太有能力的人他都不敢用，宁肯用一批比较愚蠢但比较听话的人。每个太有能力的，都是潜在的对手。这对于我们经济整体的发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可想而知了。
在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这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应该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现在还要不要提倡员工对于公司、对于老板的忠诚呢？旧时代的工商业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对老板的忠诚。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里就讲到林老板的一个伙计，非常忠诚，最后老板把女儿都嫁给了他，店铺也给了他，由奴才变成主子了。但是现在大家就会觉得这种观念很可笑，为什么要对老板忠诚？我们这些行为者的态度，实际上就直接决定着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据说，现在许多的外资企业，对我们大陆中国人采取不重用的办法，如果他们在这儿设立分公司，不得不用华人，他们宁可用香港人、台湾人，而不用我们大陆人，因为他们认为大陆人靠不住。在这些基本上维持着西方的社会结构的公司里，也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里，大陆人是不可能进入高级领导位置的。也就是说由我们自己组成的经济结构，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结构里处于从属地位，而不能够处于主导地位。我这几年观察下来，当然这些外资企业到了中国以后，慢慢地也适应了这里的情况，对我们员工的一些习惯，在制度上不得不做了一些让步。
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在完全由我们自己中国人组成的企业里，将会出现怎样一种情况？根据温州的情况，我们发现，这样企业很难变成大企业，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原来的合作者就会发生分歧，几个合作者各搞各的，企业就分裂了。穷的时候大家可以合作，富了以后就合作不下去了，能够共苦不能够同甘，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归根结底，在于我们的意识深处对他人的不信任。
社会结构都是通过这个社会中的成员间的相互关系产生的，我经常举的例子是两个人谈恋爱。谈恋爱就是创造社会（笑），它表现为再生产社会关系，两个人谈恋爱、结婚，就创造了一个家庭，你在娶你太太的同时，你把丈人、丈母、小舅子、小姨子这些关系就创造出来了（笑）。不要看轻日常行为，我们的日常行为都是在不知不觉地推动着社会发展。马克思就说工人的劳动在再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的日常行为，都在创造社会结构，但是不同的日常行为，创造出来的社会结构有着不同的性质。如果我们的日常行为能够把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创造出来，我们就推动着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化。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呢？这涉及到我们在日常行为中的心态、态度。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某人由于偷税漏税被有关部门拘留了，
要他补交10万元的税款，几天之内不补税就要判刑，这时他的父亲就要想办法，一个办法是把税款补上让他出来，但假如他钱不够，手头只有5万，这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拿这5万元去贿赂有关人员，想办法把他儿子给弄出来。他这种行为究竟是在巩固法制还是在破坏法制？同样在经济结构的问题上，我们看做生意的人和找工作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在巩固着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在破坏着市场经济体制？我以前看过一个电视节目，说是要考察求职者的品德如何，故意把一把扫帚倒在地上，看走过去的人是不是会把它扶起来，我觉得这个思路很愚蠢，这只能说明招聘者没眼光、没水平。其实在单位负责招聘的人，应该会看相（笑），我说的看相不是算命的看相，而是招聘者根据他的阅历，一眼就能判断出这个求职者是否适合这个工作。何必弄个扫帚在那儿摆着？有的人看过这个电视节目就会注意这些细节，就给你装模作样弄一弄，这又如何判断？我一直主张，求职者应该拿着前任老板开的鉴定，给新老板看，否则就不能通过。我一直提倡要建立这样一种体制，这是对诚信的一种推进。现在时兴“反炒鱿鱼”，员工一不高兴马上就走人，这种制度就是让你反炒鱿鱼没那么容易。你要是反炒鱿鱼，就拿不到鉴定，新工作就没法找。这样我们的经济结构就可以比较稳定。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一个盗版光碟市场，我发现卖盗版光碟的都很负责任，很有诚信，买了以后有质量问题包换，现在港台的盗版光碟市场都没有这么好的服务态度。它已经产生出了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且形成了一定的道德规范。假如哪一个同学看见他们在卖盗版光碟，把他们揪到工商管理部门，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多事。不是说我们没权利去抓他，而是我们不应该去抓他，已经形成这样的一种道德标准，出现这样一种经济结构。更严重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许多地方冒用他人的商标，大规模地制假、售假。我那次到温州去，有人给我讲了一件事情，当地有人仿冒生产德国某著名品牌的运动鞋，那个德国老板发现了以后就找上门来了，参观完工厂以后就说：“你做的可以乱真啊，这样吧，我给你两条路，一条是你做我的联营厂，那我就不起诉你；第二条，你不做我的联营厂，我就起诉你。”（笑）那个老板当然很高兴，马上就跟他联营了。这说明他仿冒的技术很好，还有很多大量仿冒水平没那么高的，而且仿冒国内产品，他被查处的危险就更大。比如外省某县仿冒上海的产品，上海这家企业就委托上海的司法部门去查处，但是我们知道，一般地讲，该县的有关部门会保护它。因为这些造假企业逢年过节都要给当地领导塞红包。这个红包不是贿赂，因为贿赂是我给你一笔钱，购买你的服务，符合交换原则，当然是不正当的服务。而逢年过节送的红包，并不要求立刻就为他服务，而是形成了一种社会关系，在外地来查处他的伪劣产品时，你得给我通风报信，你得保证我不被他们抓走，诸如此类。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请注意，就是说这些企业家的行为，不仅产生了经济结构，还产生了社会结构。这种全新的社会结构我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称呼，但是它有点像欧洲中世纪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当时的农奴原来都是自由农，因为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很不安定，土匪很多，农民随时有被抢劫一空的危险，于是他就去找一个有私人军队、有城堡、比较有钱的农民，当然这样的农民严格来说是世俗贵族，把土地献给他，得到允许后在他的城堡旁边盖个房子住，此后后者就有义务保护前者的人身安全。这种领主和农奴关系的建立，一面是他缺乏安全感，需要投靠他，另一面，则是他能为他提供保护。现在我们许多地方正在形成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他冒用他人的商标制造假货，需要得到当地领导的保护，他付出的代价就是逢年过节给领导好处。对此简单地用腐败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腐败，应该查处，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觉得这个现象没有这么简单，它反映了新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社会结构在出现。当然以后还会不会进一步发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这种社会结构不要发展，因为这种类似于西欧封建社会的关系，是和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
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非常复杂，各种各样的成分都有，对此都需要做实际的研究、实际的考察，对于每一种新的现象，都要做理论上的分析，来判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所以回到开始讲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市场经济成分？当然有。占多大比例？我估计是一半左右，可能还不到一半。其余的成分非常复杂，既有市场经济，也有关系网经济，还有带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地下经济。现在我们一般是用三个概念把整个经济结构都概括了，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再一个属于违法乱纪，就这么三个概念，太简单了。如果是因为这三个概念具有可操作性，管理社会、管理企业等等用这三个概念就够了，但是作为研究者和决策者，思考如何才能把整个中国的经济导向我们所希望的市场经济，就必须用比较深的理论框架做分析，我刚才提供一些可供思考的例子，是希望大家以后能作深入研究。这样我们对于复杂的经济现象才能理清思路，什么需要建构，什么需要遏制，大家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分析。我一直比较同意有些学者的观点，严格地讲，我们中国基本上没有存在过计划经济，只有命令经济。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
二
我刚才提到，建立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那么这个共同的基础是什么？我们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共同的基础建立起来？用比较简单的话讲，这个共同基础，就是一种贯彻全社会的普遍性的原则。
我们从远古的时候讲起，这个“远古”我指的是春秋时期，大概2000多年以前，中国人讲远古好像非得5000年以上，在欧洲人概念里2000年已经非常久远了。那个时候，原来的宗法社会解体了，于是有很多社会成分，就是“士”这个阶层，找不着工作，下岗了，他们就在社会里到处游荡，到处跑来跑去找工作，这就出现了“游士”，孔子就招徕了一批“游士”，教他们一些本事，帮他们找工作（笑）。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就是由一个氏族或者说家族构成的社会，整合成较大范围、包含很多家族的社会。用现在流行的词语讲，就是从社区向社会转化的过程。原来一个人忠诚于自己的家族或者氏族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社会产生了一个政治结构，它对于各个家族的成员都是同等看待的，每一个人，不但要遵守自己家族中的规范，还必须遵守整个社会的规范。我们用一个现代社会的词语来描述，原来是“私”民，现在成为公民了，或者原来是“族”民，即某个家族的成员，现在变成一个社会的公民了。但是我注意到中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我以前举过东北人的例子，请在座来自东北的同学不要生气，东北人特别讲义气，不论是非曲直，一律帮东北人，而对非东北人，又看作跟动物差不多（笑）。当然在座有文化的东北人就不是这样了。南方人的公民意识可能稍微强一点，但也未必，广东的某些地方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只在一个小范围里，我们彼此都遵守一定的规则，但出了这个圈子，这些公共的规范，就没有必要再去遵守，而且对待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就不把他当人看。我们所谓“文明”的上海人，同样也经常是小团体主义。当然总体来讲，上海人的小团体性在上海本地是比较少的，到了外地则表现得非常强烈，这就是上海人被外地人所厌恶、所仇视原因之一。有一次我去外地参加一个会议，待了一个星期，这些外地的高校教师给我一个很高的评价，说“你一点都不像上海人”（笑）。这些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为止，中国人的公民特性还非常缺乏。
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进入了一个平民社会，原始的世袭贵族基本上都被消灭了，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平民社会。以后每一个新朝代诞生，都会出现一批新的贵族，但是每一次改朝换代，这批贵族又都被基本消灭，然后从平民中产生一批新的贵族。中国这样的历史，是全世界所没有的，我们的平民社会早在春秋时期基本上就形成了。那时各个诸侯国要富国强兵，都提出“尚贤”的主张，就是重用有才能的平民，把他们提拔到高官的位置上。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他的将相大都是平民出身，然后秦朝被汉朝推翻以后，汉朝不但将相全都是平民，连皇帝本人也是平民。中国平民社会的传统，是世界上根底最深的。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统治者是贵族，如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像五吴十六国、北魏、金、元、清等。世界上第二大平民国家，就是美国。美国的总统小时候给人开电梯、擦皮鞋，都不妨碍他以后成为总统，而在欧洲如果一个人从小就给人家擦皮鞋过日子，大家都会看不起他，以后就别想挤身上层，在日本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这么早就成为平民国家，为什么公民却总是达不到？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国家再早的平民传统了，而且中国的平民，一不高兴就起义，把皇帝给推翻，200年左右就来一次改朝换代，但是为什么就形不成公民传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此，我们现在无法进行社会学的考察，因为要考察2000年以前的事情，我想去进行访谈，可是找不着访谈对象（笑）。所以我只能做些猜测。但是，这个现象是明摆着的，我们总是形成不了公民传统。欧洲打倒贵族是14世纪前后的事，至今整个欧洲贵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可是他们的老百姓公民意识非常强，而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长时间都无法建立起公民意识？简单地讲，我认为关键问题出在中国人没有权利意识，这个词我们也有翻译成“法权”的。权利意识最重要的要素是对他人尊重。现在有些人希望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我曾经在南京的某大学做过一个演讲，我就说在中国要做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很难的，结果一个社会学系的学生就站起来教训我，他说他是法学院社会学系的，他的意思是说他是懂法律的，而我不懂（笑），他说他认为保护私有财产非常重要，应该支持，不应该反对。我说同学，我好像没有说过我反对保护私有财产，也没有反对把这一条写入《宪法》，我只是说在中国很难做到这一点，不是说写入了《宪法》，就会做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实际上这里涉及到我们尊重他人是无条件的还是有条件的问题。这就是要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从春秋时期就进入了平民社会，但却为什么总是不能成为公民，为什么这个普遍性原则总是不能够最终占据统治地位？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实质上是人格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因为私有财产是个人人格的物化表现。中国人对他人的尊重，一向都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或者称作相对主义的态度，而非绝对主义的态度。所谓无条件尊重他人，就是不管他人对我何种态度，我都要尊重他；有条件的尊重是假如他人对我尊重，那么我也对他尊重。中国人的逻辑是：要我尊重他，首先他必须尊重我，如果他不尊重我，我当然不尊重他了。我们从逻辑上分析，假设人人都要求别人先尊重自己，然后自己才能去尊重他人，你就不可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因为如果我们都以他人尊重自己为前提才去尊重他人，每个人都等着别人先尊重自己，最后等来等去什么也等不到。而基督教文化对此的态度则正好相反，不论他人是否首先尊重自己，自己对他人的尊重是坚定不移的。大家都这么去做，自然任何人受他人的尊重就得到了保证。而在这种以他人尊重你为前提的情况下，你的人格尊严实际上是得不到保证的。人格尊严得不到保证，财产尊严同样也得不到保证。所以这不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否写入《宪法》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态度不可避免造成的后果。那么我们是否就没希望了？当然有，我套用一句老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在座的诸位都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英俊（笑），从现在起就无条件地尊重他人，那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建设全部都会来了。但这一条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就是没有希望。
康德曾经说：“你要这样行为，让你行为的主观准则同时也是一条客观法则。”这里讲的就是普遍性。比如不偷盗，我不偷别人东西的同时，也要成为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任何场合都可以遵守的规则，这就成了一个普遍性原则。孔子则有另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和康德那句话意思似乎很接近，都是让你不要做某件事，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孔子这句话以后，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条件句，“你不要这么做，否则别人也会这么对待你”。而西方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思想源头，在《旧约圣经》中，《摩西十诫》全部是无条件命令，不得偷盗，不得说谎、不得奸淫等，是不存在条件的，
命令你必须遵守。我们的就不是命令，而是规劝，你可别这么干，否则的话你自己也要吃亏的，因为别人也会这样对待你的。有条件和无条件尊重他人，这是导致我们的行为产生出何种社会结构的最根本要素。产生中国当前社会结构的原因，不是到政府那里去找，也不是到他人那里去找，而是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人，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的思路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文化。
三
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出这个泥潭，发展自己，形成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呢？也就是我们和国际接轨的可能性大不大？
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下接轨的概念，我们中国的铁轨是标准轨道，以前苏联的是宽轨，当年阎锡山统治山西时还有一种窄轨。过去我们的火车开到中苏边境，就要把车厢吊起来，换上他们的底盘，内部还是一成不变，这是我对接轨的理解。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接轨当然可能，那么换轨有没有可能呢？当然从道理上讲，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笑），但是我只能说，换轨非常不容易。因为我刚才已经做了分析，说明了一个问题，你要换轨，即形成与西方类似的社会结构，那就需要全体老百姓都变成公民，就需要我们对他人的态度从有条件的尊重变为无条件的尊重，我们在座的这些英俊们能否做到，我都不敢下结论，全体中国人能否做得到，我就更没法说了。要完成这样的转化非常困难，100年、200年恐怕都难于完成。因为从春秋时期到现在的2000多年都没能转变，谁能指望100年，或者200年就转变吗？我曾经说过，中国进入法制社会的状态，至少需要500年。这是三年以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我本来要说2000年的（笑），后来怕大家丧失信心才说500年。其实不说500年，即使100年以后的事情，对于你我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公元2000年到来的时候，复旦有很多同学在操场上敲钟，当时我很有感慨。耶稣当年传道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天国近了”，翻译成英文是is coming，正在来临。恩格斯写过一篇论文，研究《新约圣经》的这一篇《启示录》，他认为尽管《启示录》在《新约》中排在最后，但却是《新约》中年代最早的一篇。恩格斯对启示录的研究，证明当时对天国何时来临，已经产生了分歧。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千禧年”。《启示录》第20章提到“千禧年”，并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理解的那个意思。在千禧年到来之际，耶稣复活，主持末日审判，将魔鬼撒旦打入abase，地面下面是地狱，地狱再下面就是abase，把撒旦打入abase囚禁起来，此时天国来临，所有被杀的圣徒全部复活，大家快快乐乐地过1000年。1000年之后，撒旦再次降临人间，再来一场斗争，再来一次末日审判。在耶稣死后还不到100年，已经把天国的来临推迟了1000年，当时的基督徒，对耶稣说的“天国近了”已经有许多解释了。另外一种解释是天国就在你的心中，而不是在地面上。那天敲钟的时候我就在想，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耶稣宣布的天国还没有来临，那么市场经济、法制状态，是不是在中国也要2000年才能到来呢？因为要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他人的态度由有条件的尊重转变为无条件的尊重，不仅是在座的英俊们，而是全体14亿中国人，包括大批文盲、半文盲，都有这种态度，2000年够吗？西方社会也有许多文盲，但是他们对他人的态度同样充满了基督徒的精神，这就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虽然不识字，但是他的行为非常合乎儒家的要求一样。这种传统，是他还在母亲怀抱里的时候，就受到的教育，应该怎么去做人，对老年人应该是什么态度，对同辈人应该是什么态度，这是日常行为不断的教育，而不是学校里教的。我刚才说至少500年真是说得客气了，因为过去2000年我们没有发生的变化，难道能指望在未来的500年就完成吗？
我们当然要努力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确定不移的，但是目前我们的这种建设还缺少一种精神基础，即我们自己行为中表现出的对他人无条件尊重的态度。可是尽管我们缺少这种态度，要自动达到公民状态现在还做不到，但是依靠各种各样的法规、检查机制来维持这样一种状态还是可以做到的，当然这种状态也许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我们将来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个中间点，虽然不是很舒服，但也不是太不舒服，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地发展，维持那么1000年再说。对我现在这句话有疑问的同学，不妨去读一读世界历史，看看各国怎样走过艰难的历程，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由此我深深感到，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是多么困难。
我最后想说，一定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尤其是在座的英俊们一定要忍辱负重，做出超于常人的努力，我们的社会才能朝着这个理想状态前进。我就讲这么多，谢谢。（鼓掌）
问一：您认为现在世界上有没有国家已经达到，或是接近于您所说的这种理想状态了呢？
答：我是说我们中国离这种理想状态比较远，并不是说其他国家都已经达到，我觉得最接近这种状态的国家是德国。你如果到德国去，就会感到非常地难受，因为他们的规矩特别多，中国人受不了这样的约束，中国人喜欢随便。
问二：请问应该建立怎样一种制度，才能使整个社会向您所说的理想状态发展？
答：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制度是行为的后果，而不是行为的原因。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到了美国以后，他写信回来就说：“美国人真小气啊，还是我们上海人大方。”（笑）全国人民都认为上海人小气，他竟认为要比美国人大方，我对他这句话很有感慨。有人告诉过我，世界上最小气的是德国人，其实从我个人的接触来看，也未必如此。很多法国人比德国人还要小气，因为德国人的小气是有道理的，而法国人的小气就有点没道理，有点像中国人的小气。我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这种现象，严格地讲，美国人和德国人这不叫小气，这是和他人划清界限，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不要侵犯我，我也不侵犯你，你不要占我便宜，我也不占你便宜。比如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各付各的帐，这一点我想现在很多同学都能够接受了。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北方人，他认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笑），这叫亲密无间。你要是提出一点异议，有一些人就会说：“这人真不够义气，对朋友还这样。”上海人之所以遭到全国人民的厌恶（笑），就是因为上海人喜欢坚持自己的原则，轻易不愿意做让步，再好的朋友也要划清界限。比如你上午10点半到上海人家里去，坐到11点半，他就静静地等着你走（笑），北方人绝不会这样，他会千方百计不让你走，一定要留你下来吃饭。上海人不太喜欢留客人吃饭，当然事先说好请客吃饭，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是不速之客，上海人就是希望你赶快离开，绝没有留你吃饭的意思。其实这是尊重你的尊严，但我们绝大部分中国人不喜欢他人有尊严、不喜欢他人有自由、喜欢他人有自己的空间，所以现在受虐狂才会比较流行（笑），包括“我的野蛮女友”之类（笑），把你想筑起的心理防线彻底破坏掉，这是东方文化的特点，这样一种情况你能指望西方化吗？不可能。
问三：您刚才都是在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社会，请问西方化是人类惟一的发展道路吗？中国一定要走西方化的道路吗？还有没有另一条解决道路？
答：我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结论，而且，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就是说明中国要西方化是不可能的。另一条道路当然有。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提倡的，在日常的生活中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就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
问四：您刚才说我们要一直朝前走，但是这样走就一定能达到你所说的那一种理想状态吗？
答：我们现在所说的朝前走，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也许会改变。人类是很聪明的动物，他随时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到了有些矛盾、冲突非常严重的时候，他会找到另外的解决办法。从历史上看都是如此。现在世界上最尖锐的冲突，一个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一个是美国和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都相信他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了半个多世纪了，我们都相信他们会找到解决办法，而且我相信在你们的有生之年都是看得到的（笑）。
问五：对于通过技术性的完善的立法来强制社会维持一种比较比较理想的状态，您到底有多大的信心？第二个问题，既然您认为一般人所说的西化的概念是一种理想状态，在中国很难实现，那么您一直强调的公民概念又是怎样定义的？
答：如果我们通过人大立法和政府执法可以推进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做的，我并不主张让社会保持其自然状态。但是立法必须符合社会实际，也就是当前社会正在如何发展、存在何种建构，立法要和这些情况相符，而不是脱离实际。现在有些人向往的状态，我认为是不可能达到的，或者说很难达到，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去体会这种理想状态，让社会朝着比较实际的、可能实现的状态前进。我说的公民，即遵守普遍性的原则，他的行为在任何场合都是符合这一原则要求。公民尽管是来自西方的概念，但对于中国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这么大，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公共规则，否则社会岂不是要乱套了？这一点上海人是做得比较好的。这几年上海建设比较快，除了上海市政府，还与上海的市民素质较高有很大关系。
问六：我记得当年中国参加GATT的谈判时，美国就说你们不是市场经济，没有资格来谈，而到了1993年，美国就承认中国属于市场经济了。而您刚才一直在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分所占比例很小，这又如何解释？
答：我明白你的意思。说老实话，美国经常故意给我们找茬。比如关于人权问题，严格地讲，我们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世界上应该算是不错的，比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不知道好到哪儿去了。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的人权状况，却老是来指责我们。这就是故意找借口来打击我们。像市场经济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他忽然不承认你，忽然又要承认你，其实这背后都有着他的国家利益驱动。美国是否承认和我们现在的讨论是两回事，我们现在是学术讨论，但是如果我去和美国政府打交道，我肯定也会说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地很好，这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