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根溯源，那么，产业经济学的源头是比较久远的，一直可以追索到马歇尔的经济学说，乃至亚当·斯密的有关劳动分工理论和市场机制的论述（洪银兴，1998）。但是，一般认为，马歇尔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说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源头。20年代斯拉法（P.Sraffa）、张伯伦(Chamberlin)、琼·罗宾逊（J.Robinson）等提出的“垄断竞争理论”，为以后产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分析的基础，并为产业组织理论向市场结构方向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他们被推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此后，克拉克（J.M.Clark，1940）提出的“有效竞争理论”，对产业经济学的产生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尽管如此，当时产业经济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并未产生。因此，一般论述产业经济学发展历史的论著很少提到以上内容，这是可以理解的。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产业经济学源于美国，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产生于30年代，至今只有大约70年的历史。如果以1970年为界，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或者说出现了两次高潮。
第一阶段：1930~1970年。以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梅森（E.Mason）和贝恩（J.Bain）为主要代表，形成了著名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范式，简称SCP范式。SCP范式源于梅森和30年代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大量吸纳了张伯伦的学术观点。但是明确形成SCP范式体系的却要归功于梅森的学生贝恩在理论方面的创造性工作。30年代，张伯伦和梅森首先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产业组织课程。3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形成了产业组织研究小组，并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考察了美国主要行业的市场结构情况，并于1939年出版了美国主要产业在1935年的市场集中度资料。40~60年代，哈佛大学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其中，贝恩成为这方面的学术权威。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1959年贝恩出版的《产业组织论》，它首先提出了“结构——绩效”的范式，是第一本系统论述产业经济学的著作，标志着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在随后的20多年间一直被国外大学作为产业经济学的教科书。谢勒（Schever）在1970年出版了《产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一书，提出了完整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这也是SCP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总之，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脉络是运用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来建立和验证SCP范式即“结构——行为——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一阶段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1958年由海弗里鲍尔（R.Heflebower）和斯托金（G.Stocking）主编的《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论文选》中。
哈佛学派SCP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初步成熟，从这一阶段起，产业经济学就已逐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被人们广泛接受，影响了整个一代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
当然，这一时期，在哈佛学派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孕育和存在着其他的产业经济学流派，只是影响有限而已。例如，同在美国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勒1964年所著的《寡头垄断理论》就是从理论到实际与SCP范式不同的另一种研究范式的典范；而且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很有特色的产业经济学流派也很活跃（卡布尔，1994）。
第二阶段：1970年至今。哈佛学派的主流产业经济学理论创立以来，一方面不断获得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这样，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就分化成了两条主线：一条是代表主流学派、沿着SCP范式继续前进的“新产业组织学”；一条是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其他非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的崛起。前者的代表人物有考林（Cowling）、沃特森（Waterson）、鲍莫尔(Baumol)等人；后者以斯蒂格勒、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兹恩（Y.Brozen）组成的芝加哥学派为代表。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后SCP”流派，引人注目的是以科斯（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由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人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
这一阶段中，产业经济学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发展的动因主要有：一是哈佛学派的SCP范式主要来自于经验研究、缺乏理论根基的缺陷不断暴露，需要完善；二是以前对产业组织研究不屑一顾的一流经济理论家70年代以后对此问题开始发生兴趣，不断加入研究的行列，弥补了产业组织研究理论性的不足；三是现代博弈论（game theory）方法的运用，成为策略性分析的标准工具，给这一领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方法论。
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是1988年泰勒尔出版的《产业组织理论》，它比传统的产业经济学更关注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例如企业理论、市场理论、企业间关系，以及合同与组织间关系等问题，是近十年来国外大学最权威的产业经济学教科书。1987年，《产业经济学杂志》以特刊的形式出了一期研究成果选集，汇集了80年代的主要成果。另外，1990年威廉姆森主编出版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选》，包含了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文献、“新产业组织学”的代表作及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以来产业经济学又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产业经济学家们重新转向依靠实证研究来解决分歧、填补漏洞和提炼思想，一批新的理论成果大量出现，使人们对市场上和企业中“会发生什么”有了无法比拟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过去截然区分理论研究者与实证研究者的“长城”崩塌了，实证研究者越来越愿意吸纳和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的新成果，理论研究者也能更多地接触实际。卡布尔（J.Cable）1994年主编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一书，全面综述了90年代以来产业经济学领域最新的发展动态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研究对象、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到理论体系，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需要进行认真的回顾和反思。 我国的学科体系是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那时，产业的概念主要是指计划经济中的“行业”、“部门”，例如农业、工业、商业等，学科专业也相应设立了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门类，没有明确的“产业经济学”名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这种模式一直延续了好多年。回头来看，这种学科体系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被证明是极不科学的。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变。但是，对中国较早产生影响的却是日本的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经济这一名称首先来源于日本某些学者的著作，与西方不同，他们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将产业之间的结构与关联问题（如投入产出关系）等也纳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现在来看，这种做法并不是国际公认的产业经济学。 80年代末期，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开始传入中国，翻译和介绍了一批西方主流的产业组织理论，纯正的产业经济学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一些大学也尝试开设了产业经济学课程。1996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研究生专业学科目录，产业经济学位列其中，标志着这一国际公认的经济学科正式被官方确认。 目前，从国内已经出版的产业经济学论著和教材来看，仍然与国际公认的产业经济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作以不恰当的比喻，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可以说是“大杂烩”，甚至有些“不伦不类”，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虽然近年来出现了融合的趋向，但与国际惯例仍有明显的距离，没有实现真正的接轨。那么，中国的产业经济学怎样构建，要不要借鉴国际惯例实现转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学术研究和学科体系应该统一，这是中国产业经济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学迈向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中国产业经济学的构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的界定。目前在我国的产业经济学中，产业的概念仍不明确，继续沿用过时的“行业”“部门”的含义，没有从“市场”的角度来理解；研究重点过于重视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没有深入到产业组织（企业）的内部去；内容过于庞杂，将许多本不属于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内容，例如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等问题统统纳入研究视野，造成了研究范围的模糊和摇摆不定。我们认为，这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目前面临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应该借鉴西方产业经济学理论，对学科范围予以明确，将研究视野转移到产业关系——市场和产业组织——企业上来，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将超出产业经济学范围本属于其他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剥离出去，突出学科重点，突出产业经济学自身的“应用性”特点来。 2、研究方法的借鉴。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整个经济学界相似，基本上以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为主，国际经济学界通行的实证研究、计量研究尚未得到普及。西方产业经济中广泛采用的案例研究方法、最现代的博弈论方法尚未掌握更谈不上在研究中运用。这显然是不行的。产业经济学作为一门最适用计量研究的微观性的应用性经济学科，必须率先实现研究方法的革命，否则放弃最先进的工具不用、仍然坚持“大刀长矛”上阵，中国的产业经济学是无法实现规范发展，无法赶上国际步伐的。 3、学科体系的重构。目前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一般包括四大块内容，即产业结构、产业体系、产业组织、产业政策等，偏于“宏观”，表面看来“大而全”，实际上是“假大空”。其实，产业经济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重点研究微观产业组织问题。从西方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来看，虽然不完全一致，但主要体系可以归纳为“一个中心、两条主线、三大块内容”。所谓“一个中心”就是指以产业组织为研究中心；所谓“两条主线”，一条是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市场），一条是产业组织（企业）内部的结构与协调；“三大块”内容则包括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等。因此，我国产业经济学的构建，虽不能完全照搬其理论体系，但应该合理借鉴，按照“科学性”原则，对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进行反思、清理和重新设计和构建，使其成为一门逻辑结构合理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经济学科。 4、中国特色的保持。我们强调借鉴西方产业经济学的成果和经验，并不是要完全照搬，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需要实事求是地吸收。很显然，中国处于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产业结构处于调整过程之中，产业组织企业尚不是真正的企业，市场也不象西方那样成熟和完善，产业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作为研究“市场与企业”的产业经济学，也不能象西方那样进行假设和计量，而更多的要注意其 “过渡性”和“特殊性”，只有这样，产业经济学才可能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能体现其“应用性”的特点。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优秀的成果，例如关于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问题的研究，这些部分是科学的、合理的，在构建中国的产业经济学体系时应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