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埃尔：亚历山大大帝又一次面临后果难以估量的重大决策。有人告诉他，有个女人能准确地预言未来。他把她叫来，让她传授这门技艺。她说要点一堆大火，在升起的烟中（就如在一本书里）辨读未来。但她提醒这位征服者，他在观察烟时，千万不能去想鳄鱼的左眼。万不得已他可以去想右眼，但绝对不能想左眼。
于是，亚历山大大帝放弃了预知未来。为什么？因为，当有人不让你想某样东西，你就只能想它了。禁忌成就义务。我们不能不去想那只鳄鱼的左眼。那只占据你的记忆、你的精神的动物的眼。
艾柯：当然不是。记忆具有双重用途——无论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数据，而是让那些没用并有可能充塞我们脑袋的信息沉于遗忘。一种文化若不懂得过滤过去几个世纪的遗产，就会让人想起博尔赫斯《博闻强记的福内斯》中的人物福内斯，那个能记住一切的记忆专家。这恰恰与文化背道而驰。文化是所有从此消失的书和其他物件的墓园。心照不宣的放弃、也就是过滤某些历史遗迹，同时把另一些文化元素保留在诶啦的冰柜里，有关这种现象的研究如今已经展开。档案馆和图书馆就如一些冰冷的屋子，我们把记忆储存在里面，以免文化空间充斥着所有这些杂物，同时又不至于彻底放弃这些记忆。在未来，只要愿意，我们总是可以再把它们找回来。
卡里埃尔：你在《玫瑰之名》中已说明，透过书的历史，我们可以重建文明的历史。书中自有教义，书不仅是容器，储藏所，更是“伟大的拐角”，从这个拐角出发我们可以观察一切，讲述一切，乃至决定一切。书是起点和终点。书是世界的戏剧，乃至世界的终末。我想再回来讲一讲伊朗，摩尼的国度，这位摩尼教的创始人，基督教的叛徒。摩尼对耶稣的最大批评恰恰在于没有著述。
卡里埃尔：所有在印刷术发明之日直到1500年12月31日这一期间里印刷的书都叫“印刷初期珍本”，拉丁文为incunabula。它们是印刷书籍史的“摇篮”，包含所有十六世纪印刷的书籍。一般认为，古登堡的四十二行本圣经（可惜没有任何年份说明，也就是古本最后几页都会有的相关信息）印刷年份为1452—1455年。从这个日期起就是“摇篮”时期，合理做法是截止于1500年最后一天，因为1500年依然属于十五世纪。
艾柯：我迷恋虚假、欺骗和愚蠢。我非常福楼拜化。我和你一样喜爱愚蠢的事。在《虚假战争》中，我讲起参观美国的艺术复制品博物馆。在《翻译的局限性》中，我建立了一种虚假和造假者的理论。在我写过的小说里，《傅科摆》取材于那些狂热地相信一切的行神秘书者。《剥夺里诺》的主人翁是一个天才的造假者，并且还乐善好施。
卡里埃尔：这当然也因为，虚假是走向真实的唯一可能的道路。
艾柯：虚假对任何建立真实理论的意图提出质疑。倘若有可能比较虚假及其所获得启发的真本，那么也必然存在一种辨认真假的方法。更困难的在于证明一件真本是真本。
卡里埃尔：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收藏者。我一生买书仅仅因为喜欢。在一个图书馆里，我最喜欢不协调，不同类型的书放在一起，有时甚至相互对抗，打起架来。
艾柯：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提起了二十来部悲剧，我们今天对此一无所知。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只有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流传下来？它们最好、最值得流传后世吗？或者它们的作者费尽心思，以便取得同时代人的认可并摆脱其他竞争者，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那些作者吗？
卡里埃尔：别忘了，索福克勒斯的一部分作品也已佚失。佚失之作比流传下来的作品价值更高吗？也许，我们保存至今的作品是当年雅典人最喜爱的剧目，但在今人（至少我们）眼里却并非最有趣。也许，今天的人们会更喜爱别的剧目。究竟是谁决定保存这些剧目，不保存那些剧目，把这部而不是那部作品译成阿拉伯语？有多少伟大的“作家”为我们所不知？然而，在有些时候，没有著作，他们的荣耀反而更大。我们又回到虚幻的话题。谁知道呢？最伟大的作家也许是那个我们从未读过的人？处于荣耀的巅峰，他惟有采取匿名的姿态。我想起人们关于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无畏议论，仅仅为了查出谁写出这些作品——多么白痴的问题。这有什么意义呢？真实的莎士比亚消失于莎士比亚的荣耀之中。没有作品的莎士比亚将谁也不是。没有莎士比亚的莎士比亚著作却始终都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艾柯：关于我们的提问，也许存在着一个答案。随着时光的流逝，每本书都嵌入人们的各种解释。我们阅读莎士比亚不再是他们当初写下的样子。我们的莎士比亚比其同时代人所阅读的莎士比亚更丰富。一部杰作要成为杰作，只需为人所知，也就是吸收各种因它而起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最终将成为它的一部分。不为人知的杰作没有足够多的读者、阅读和解释。说到底，我们还可以说，《塔木德》造就了《圣经》。
卡里埃尔：每次阅读显然都在修改书本身，就如我们所经历的事件。一本伟大的书永远活着，和我们一起成长和衰老，但从不会死去。事件滋养、修改它；那些无意义的书则从历史的一边掠过，就此消失。几年前，我重读拉辛的《昂朵马格》。有一段长篇独白，昂朵马格想女仆讲述特洛亚大屠杀：“想想呵，塞菲斯，这可怕的一夜/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永恒的一夜。”在奥斯维辛之后重读几行诗，感触全然不同。年轻的拉辛已然为我们描述了一次种族大屠杀。
艾柯：这很像博尔赫斯笔下的皮埃尔·梅纳德的故事。博尔赫斯想象，有个作者想改写《堂吉诃德》，与此同时还要融入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历史和文化。这样，他写下的《堂吉诃德》与塞万提斯的版本如出一辙，意思却截然不同，因为同一句话在今天说的意义已然迥异于那个年代。同样，由于这部作品引起了无穷尽的阅读，这些阅读逐渐形成原文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因而也以另一种方式在阅读它。不为人知的杰作没有这种机会。
卡里埃尔：杰作并非生来就是，而要慢慢变成。我想补充一点，伟大的作品往往通过读者而相互影响。我们当然可以解释，塞万提斯对卡夫卡的影响多深。二胺我们也可以说，卡夫卡同样影响了塞万提斯，热拉尔·热内特就此做过精辟阐述。我若在读塞万提斯以前读卡夫卡，那么通过我，并且在我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卡夫卡必将修改我对《堂吉诃德》的阅读。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的个人经历、生活的时代、获得的信息，乃至家庭变故或育儿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我们对古代作品的阅读。
我有时会偶然翻开一本书。上个月，我翻开了《堂吉诃德》的最后一章，也是人们最不常读的部分。桑丘回到他的“岛”上，遇见一个叫里科特的朋友。他是一个改教者，也就是皈依基督教的摩尔人。一道驱逐令（这是史实）把他赶往非洲的贝贝里，他不了解那个国家，不说当地语言，也不奉行当地宗教，因为他和他的父母一样生于西班牙，从来自然为是好基督徒。这页叙述令人震惊。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自己，干脆而直接。文中人物说道：“我们无处寻觅厄运所期许的接待。”一本伟大的书的权威性、通俗性和现实性就在于此：我们打开书，它向我们讲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从这一刻起真正地活着，因为我们的记忆获得补充，与书相系。
卡里埃尔：然而，拉什迪事件所引发的社会动员并没有发生在其他遭到宗教审查或暗杀的作者身上，尤其在中东地区。我们只能说，写作从来都是一种危险行为。
艾柯：不过我相信，在全球化的社会里，我们能够获得一切信息，并为此作出反应。倘若网络存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否还有可能？我不能肯定。所有人将立即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竭力过滤网民可能看到的东西，信息还是得到双向的传播。中国人可以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我们也能知道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卡里埃尔：为了网上实施审查，中国人想出了各种极其复杂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网民们最终总能找到应对办法。在中国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人们使用手机，可以随时拍摄下他们看到的场景，这些影像随后就传播到世界各地。想要掩藏什么东西，这将越来越困难
艾柯：至于我的藏书，我绝对不愿意让它们分散在各处。我的家庭可以把它捐献给某个公立图书馆，或通过拍卖行出售。这样，所有的书就能一起卖给某个大学。这对我来说最为重要。
卡里埃尔：你拥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藏书。这是你长期努力建构的杰作，你不愿意看着它四分五裂。这很正常。这份藏书也许和你的作品一样出色地显示着你本人。我自己也是一样，我的藏书无所不包，同样也很好地反映我本人的天性。在我一生当中，总有人在不停地说我过于分散。我的藏书就是我的形象。
艾柯：我不知道我的藏书是不是我本人的形象。我刚才也说了，我收藏自己并不信任的作品，因此，藏书是我的反面形象，或我的矛盾精神的形象。我在这一点上不能确定，因为我很少把藏书展示给别人看。藏书是一种手淫现象，只属于个人，很难找到能够分享同一激情的人。你若收藏美轮美奂的画，人们会纷纷前来欣赏。但没有人会真的对你的旧书藏品感兴趣。他们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如此看重一个本毫无吸引力的小书，并倾注多年心血去寻找它。
艾柯：我的藏书主题非常冷僻，我甚至不知道究竟有谁会感兴趣。我不愿意让我的书落到某个信神秘术的人手里，他肯定会对这些书感兴趣，德安却是出于别的用意。也许我的藏书会让中国人买走吧？我曾收到某一期在美国出版的《符号学》杂志，那一期是中国符号学专题。杂志中对我的作品的引用次数甚至超过了我们的专著。也许，有那么一天，比起别的地方的人，我的藏书将引起有志了解西方荒唐种种的中国研究者的特别兴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