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对韦伯的生平有些许了解的人都不会反驳这个观点，即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在他五十六年的生涯中，戏剧性的阴差阳错贯穿始末，不弃不离。或许会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将韦伯的“不合时宜”跟萨伊德的“格格不入”划作同一类，这是不恰当的。对于萨伊德，格格不入是自觉的，是一种积极的对真我的响应，如他所言：“我生命里有这么多不和谐音，已学会偏爱不要那么处处与人皆宜，宁取格格不入。”对韦伯，我们放弃温和的态度，用四个稍许偏激的字来概括，即“造化弄人”，对所有前路上的孑难、命运的不公，韦伯采取的是咬紧牙关去忍受，他的“不合时宜”是被迫的。作为社会学家，在慕尼黑大学在聘他教授经济学时，曾在聘书中明令禁止他在课堂上讲授社会学知识，而他只有接受这一苛刻的条件，尽管未必真的就范，其中的情感历练，外人绝难领悟。马克思.韦伯在他的时代和国度里的困境，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学者中的诗人”的本质，在一个思想枯死、功利称雄、诗歌褪尽玫瑰般的红颜的时代，诗人天生就是被诅咒的。另一方面，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卷第一章“入世禁欲的宗教基础” 最末一段所写：“此种禁欲则封起修道院的大门，转身步入市井红尘，着手将自己的方法论灌注到俗世的日常生活中，企图将之改造成一种在现世里却不属于俗世也不是为了此世的理性生活”，走出斗室“入世”的还有韦伯本人，他意图将自己的学识全数“灌注入俗世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他从政理想以至竞选德国民主党地方领袖的驱动力，不同的是，前者全面获胜，后者迎来的却是冷淡沉默的会场，还有不愿意去理解接纳他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