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择世界之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弃之。当第一经济世界各国为1995～2007年长达10多年的过盛而狂欢时，它们的中央银行也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低利率措施来为这场过盛火上浇油。这个时期创造的虚拟财富转化为更多的进口，这增强了中国的出口能力。当每个人都想通过购买主要是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交易的资产而加入这场狂欢派对时，随之而来的强势美元和欧元又促进了中国的出口。
中国并没有以不可持续的支出、贸易赤字或者强势货币的方式消费这些财富，而是保持了对经济相对谨慎的控制。中国认识到，对其商品的强劲需求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就在劳动力扩张方面进行投资，这样，繁荣就不会因劳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归于失败。这样做，中国也能将其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的一部分转入制造业和城市中心。
通过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的投资，以及运用精心引进的技术带来的产出增长，中国已经能在控制劳动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同时吸收部分农村人口。这个国家认识到，如果不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细致的投资，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富人”将会过度受益，而“穷人”将被排斥在经济发展的盛宴之外。正是这种“穷人”到“富人”的转变预示了经济的持久发展和制造业的革命。中国的战略一直是很精准的。
如果没有极大地扩充制造业中的劳动大军，保持每年11%的增长率将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没有这些随时准备加入劳动大军的人口，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很快以同样快速的通货膨胀和劳动力短缺的形式结束。尽管出口部门的较高工资是吸引农村人口向大的制造业城市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住房短缺和显著上升的住房成本将能有效阻止城市的过度扩张。中国城乡人口转移的规模是惊人的，10年之内已经超过了一亿人。适应这种增长的能力，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独特优势。
第一经济世界国家的自由市场制度无法应对这种巨大的转移和变化。举例来说，在繁荣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的增长率可能也不过是每年3%左右。而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短短两代时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增长了3倍多。在过去的50年中，中国保持了平均超过4%的城市增长率，这比美国城市的增长率还要高。现在，中国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最近，中国的城市增长率一直在加速，人们也预计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之内，这种增长态势会继续保持。
为什么中国能够吸收这么多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而美国却办不到呢？在美国的制度下，城市的快速增长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是道路、供水、排污系统以及土地分区等工作。快速的增长超过了地方当局的管理和筹集资金的能力。
另外，新的房屋必定是由私人承包商建造的，而他们同样缺乏筹集资金的渠道和显著提高房地产股票价格的能力。因此，新迁移者就提升了现存住房的价格，直到这些房子的价格高得让人承担不起。承包商的通常做法不是建造面向大众的房屋，而是面向富裕阶级或上层中产阶级，建造更加土地节约型的房屋。这种私人企业的模式对满足快速城市化的国家目标来说是不适合的。
中国却能在这个问题上直接投入大量资源，而不会面临第一经济世界国家中出现的同样挑战。成功的城市化并不是自由市场的关注焦点，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整个国家都会因此受益。中国是幸运的，因为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化的同时还有庞大的农村人口。中国财富增长和制造能力扩张的同时，农村依然能够“喂饱”这个国家。中国能够通过更多地运用农业科技来实现这一结果，在第一经济世界各国中，这些科学技术已使在农业部门就业的人口只占其国内人口总数的不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