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事物中，中国似乎经常遭受西方世界的误解。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越来越透明，长期的“误解”想必是某方面有了问题。西方政治家眼中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出于这个考虑，或者想对本国政治有更客观的了解，阅读本书，将所获良多。
本书第一部分名为“遗产”，追溯君主制和家长制的历史塑造了中国，也长期困扰着中国。继而，作者以大量篇幅剖析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从中可见中国现行体制的渊源：
1949～1966, 中国的缩影似乎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对政治决定的严格执行，被意识形态狂热驱使的顺从的民众，藐视世界其他地方——折射出中华帝国的历史烙印。帝国传统养 育出这样的观念：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订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全国性的政府官僚机构。政府要为全社会建立道德框架，政府的影响力应当 无处不在。
作者认为，中国政体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庞大的规模、相对先进的国家行政管理官僚机构，和清晰而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 从执政者的出身成分看，“1949年时，党员大多由农民构成，他们本能地倾向反对城市、反对知识分子。直到70年代的政治体制，主要为适应打天下的农民干 部的能力和态度。”
毛时代政体的错误和毛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由毛泽东“掌握着确定中国正确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权。”他发动这些具有破坏性的 可怕的运动，更适合革命时期入党的农民干部的政治能力——他们不习惯官僚程序，更喜欢户外政治。运动手段严重影响了国家政体，集中体现了毛的核心理念：他 可以充分发动群众去实现他为他们设定的几乎一切目标。
毛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毛轻视知识分子（他本身是一个边缘化的知识分 子，一生都在做传统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认定其三大原罪：没有深入民间了解真实情况，是一些说“不”的人，高人一等的姿态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他对知识 分子的迫害，使国家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所有的政府都会在公共政策上出错，但很少有国家遭受像中国这样因迫害知识分子而出现的巨大失误，其经济损失和人类 悲剧难以估量。
作者生动描述了毛时代领袖和体制的矛盾：毛周期性地在与自己的创造物作战，结果这种混战使他和体制都精疲力竭，却没有产生一个 明确的赢家。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革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毛在中国多年混乱后建立了一个强大合 法的政治体制，又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来毁灭这个体制的效力。
在作者看来，毛到了晚年，已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给中国的影响也是悲剧性 的：“1959～1976年，中国政治一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围绕着毛的接班人问题运行。这个体制在毛晚年时的退化抵消了他最初10年取得的某些政治成就。 如果他在1956年去世，他将作为一个杰出的领袖被人缅怀。”
重要的是总结教训。作者在书中写道：20世纪的中国历史每10年遭遇后果严重的 政治巨变，折射出中国政治的固有缺陷：1、中国领导人善于组织复杂的政府官僚机构，却未纳缜密地制定出政治程序与制度，以免权力斗争扰乱整个体制。2、中 国公众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去发展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政府当局总是动员群众为政府确立的目标去努力，并在其过程中参加对国家领袖的顶礼膜拜。民众不曾在稳 定和自强的制度基础上进行有意义的、实质性的政治参与。……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中 国公民没有被赋予日复一日的机会，去发展组织自治团体或协会的技能。
看当下中国，在体制上虽有一些进步（比如一年一度的“两会”开得越来越活 跃），但上述这些“在政治制度中高层和底层的缺陷”，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作者因此预见，中国未来的稳定并不乐观。六年过去了，预言应验。如果政体改革 仍然迟缓，这个“不稳定”的预言还将不断应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