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前主编胡舒立女士将近年写的财经观察文章汇总出版了一本评论集。有人说，不知道究竟是《财经》杂志火了胡舒立，还是胡舒立成就了《财经》杂志，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其实，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成就了《财经》杂志和胡舒立。在这样一个平台和宽容的气氛下，才有了为改革鼓与呼的机会。
正如书中所说，这本文集是集体写作的结晶，胡舒立女士作为执笔人署名，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为其中的专业分析贡献了思想和知识。选入的100多篇文章，涉及法律体系如何逐步健全，金融改革如何能走得更远，重大民生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行政性调控如何淡出，市场化调控如何跟进，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以及世界想要什么样的中国等等重大问题。如此广泛的论题，显然需要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只靠传媒人士是无法完成的。
胡舒立女士从1998年8月开始担任《财经》主编，11年职业生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始驶入深水区的年代，改革时而加快，时而滞缓。这些文章从侧面评论了这一过程。这一组财经观察文章，倾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急迫之情。现在重温这些话题，令人感触良多的是，我们在六、七年前谈论的事情，期望的改革至今仍未达到理想结果。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建设，2003年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接触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外围，目前看来进展非常有限。从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到部分实现党政职能分工，从基层的民主选举试点到依法治国的主张，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中整体渐进与局部推进相结合的劈波斩浪之势，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足、整体滞后，确为不争的事实。由于改革滞后，政治体制中旧疾未除，新患再生，后果也相当严重：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而识者所忧之处，还包括涉及垄断利益的经济改革难以推进，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势头明显等，不一而足。
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论述已经非常深入和透彻，邓小平早在20个世纪80年代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他还得出结论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的这些话至今被反复征引，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的局面尚未出现，足见改革的推进是何等艰巨的任务。
改革到了今天，面临的是不进则退的局面，因此更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关于改革开放的种种意见，统一认识才能更果敢地前进。但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改革是非的争议显示，在许多情形之下，其基本答案竟成忌讳，或被掩饰，或遭遗忘，更使不少年轻人难以知晓。有此“忘却”，有些人才得以将改革前夕中国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局面，粉饰成衣食无忧的乌托邦式盛世，以此为虚幻的“怀旧”对象；一些声音才得以公然攻击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等执行了一条“资改路线”。改革信念动摇，停顿倒退主张一度抬头，正与“忘却”直接相关。这些人，对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办一切造成的贫穷和孱弱，竟然如此健忘，让人难以理解。持有这类观点的人除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普通公民，也有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表，书中对此的分析值得深思。
多年来，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造就了这样一批利益团体，他们不愿退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他们更不喜欢透明度，担心光天化日无法掩盖贪赃枉法。这部分人主要存在于系统内，也表明改革不仅需要系统的自主也需要系统外的强制力，而且绝不能在渐进的口号下一再拖延，改革需要加速。
书中也敏锐地指出，最近几年有种认识的声音虽不很大，却很引人关注。这种认识把“和谐”同“改革”有意无意对立起来，似乎推进改革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造成冲突震动，导致社会失和，因此，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放慢改革步伐。胡舒立女士作为具有话语权的财经媒体人，通过她的笔，写出了众多清醒的中国人想说而无法说出的话，反映了改革者们真切的心声，这就是这本文集出版的社会价值。当不再有人借“和谐”之名压制言论和思想时，将会有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站出来，自由地表达意见，也许所有这些文章表达的向往，并不能都变为现实，但客观上会达到启迪民众，对改革起到了"鼓与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