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小说创作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有些作家溯流徂源，回到中国的古典小说，大量汲取传统叙事艺术的精华，以建构一种民族的、本土的小说文体。但这种“回归”式的创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对古典小说艺术的把握，没有对所表现的生活内容的熟悉，往往会弄出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来。只有那种具有多方面素养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小说来。成一的长篇小说《茶道青红》（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版），是一部用8年时间打磨出来的精品，是 “作者继《白银谷》之后又一部展示晋商历史大智慧的力作”。由于作家对晋商历史有着20余年的潜心研究，对社会、文化有着清晰、深远的思考和看法，对古典小说的表现方法和手法的了然于心，因此使这部作品超越了当下流行的诸多同类作品，成为一部熔历史内容与现实精神、晋商智慧与民族兴衰、传统叙事与现代审美为一炉的大制作。特别是在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和创新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成为一部典雅而厚重的“经典”型作品。
中国古典小说注重的是作品的“讲故事”，而现代小说着力的是创作中的“写人物”，这大约就是二者最根本的差别。回归传统叙事首先要回到“故事”上来，但同时又不能偏废对人物的塑造。怎样处理“故事”与“人物”的关系，是当代作家不易处理好的课题。《茶道青红》是一部“正说”式的历史小说，它是立足于今天去讲300年前的晋商故事的，但作家却不愿把它“新说”和“戏说”，而是要努力回到历史、回到真实，从历史的真实中追根溯源，以古鉴今。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部新历史小说。讲一个早已湮没、记载甚少的晋商传奇，自然可以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和虚构能力，编织出一个漫长曲折、波谲云诡、扑朔迷离甚至荒诞离奇的故事来，这也是古代小说中那些二三流作品的一般套路，也许还能赚得更多读者的感动和兴趣。但这种故事小说的作法，无疑会冲淡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作品思想的开掘。因此成一的做法是，既要在作品中有一个集中的、连贯的、紧张的故事情节，又要在故事的衔接、缝隙中，有足够的空间展示更丰富的内容和思想。《茶道青红》近40万字的篇幅，叙述了清朝乾隆年间，中俄两国由于边境纠纷导致清政府在恰可图口岸闭关断市，西帮茶商康乃懋被困俄罗斯，康家家人和伙计共同举荐夫人戴静仪主持家政，戴夫人南巡北上走茶道，在危局中寻找生机、扩大生意，并鼎力变革祖制、由“东家制”试行“伙东制”，直到七年后中俄复关开市，康家转危为安、再度中兴。这个故事以及其中的人物，源于历史的真实，但也经过了作家的虚构、创造。自然不能说事事有根据，句句有出处，但它给人的感觉是真实的、可信的、感人的。足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撼动我们的情感。表面上看，它线头很多、人物纷杂、事件曲折。但从内里看，故事主干清楚，人物形象突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乾隆年间从边境闭关到复关，康家一家的生意沉浮和人物命运。可以说这个故事的营造，从发生到高潮到结局，既单纯集中、又丰富开阔，既宜于讲述，又便于穿插。可见作家构思上的煞费苦心。
在一个富有弹性、留有空白的故事框架内，成一自如地插入了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人生描述。譬如康家东西两院的日常生活情景：逢年过节、两院交往、谈诗论文等等。譬如康家主仆的情感、婚姻生活：康乃懋夫妇的深笃感情、康仝霖的异国情缘、大瑜的意外婚姻等等。这些情节丰富了整个故事，扩展了生活画面，更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同时，成一在强化小说的故事性时，并没有忽略了作品思想的深刻性。这部作品蕴含着一个深厚的社会、历史主题：即晋商百年不衰的奥秘，就在不断推行的体制创新上。依靠东家伙计的诚信品格，并不能保证商号的长久不衰；只有再加上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伙东共担风险的新型体制，才有可能在动荡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道德上的诚信与体制上的创新，正是晋商文化的核心。全书的整个故事情节，始终是围绕乱局中的体制改革这个主题展开的。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启迪的社会主题。正是在这些方面，成一克服了故事小说模式的弊端，使他的作品同时具有了现代小说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中国的古典小说自然也注重塑造人物，但人物是在故事的推进中呈现出来的，故事常常湮没人物，人物难免流于概念化、简单化。只有少数的、优秀的作品，才可能避免这种局限。成一有着扎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功底，曾经写出很多成功的文学形象，同时他始终注意熟悉各种人物，对人物有着深入独到的的理解，因此在《茶道青红》中塑造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有些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小说描写的太谷康家的兴衰沉浮故事，自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和背景，这已成为实实在在的历史传说。但在故事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在起作用、推动它。因此故事与人物是紧密相依的。用这样的理念去创作，故事和人物才能相得益彰。小说中的主人公无疑是那位临危受命的戴静仪——戴夫人。有论者指出：这一人物取材于平遥票号冀家的马氏夫人，她在丈夫病故生意无主的局势下，主持票号 多年，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女性财东。但这一人物只是一个传说，留下的资料极少。小说中的戴夫人出身名门、心存高远，刚柔兼备、富有开拓精神，不仅使康家的生意在危局中坚持下来，且她在内外的“逼迫”中探索出来的“伙东制”，使康家在复关后迅速崛起，并成为晋商纷纷效仿的“样板”。她是晋商中罕见的“女强者 ”形象，是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独特形象。西院东家康乃懋，虽然才具中常，但人品笃厚、任人为贤、治业勤勉，尚算正统商人；作为兄长的康乃骞，不乏诚实善良，而性格懦弱、心胸狭窄、缺乏才干，几乎毁掉康家的祖业。这是康家的第二代人，商号在他们手里遭遇了严峻挑战，最终走向改革。康仝霖是康家第三代人中的佼佼者，弃儒从商、有勇有谋、思想开放，且忠厚仁义、天性浪漫，他在危难中全力支持母亲的图存变法，是一个富有光彩的晋商新人形象。此外库仑办事大臣松筠、俄罗斯姑娘叶琳娜、康家伙计冯得雨、徐文琪、刘福海等，都刻画得逼真、扎实、鲜活，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下，不管是现实题材小说，还是历史题材小说，普遍存在着重故事、轻人物的倾向，成一在人物塑造上的创作实践，是值得借鉴的。
传统叙事艺术中的叙事人和叙事语言，在长期的文学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一套模式。虽然并非一种，但最主要的就是那种“说话”式、“评书”式模式。即在小说中有一个具体的“说书人”，整个作品的语言、腔调要出自这位“说书人”。成一在《茶道青红》中适当地借鉴了这种叙事方法和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叙事风格。成一过去的一些小说，有鲜明的现代色彩，叙事人就是作家自己，创作依循的是个人的审美趣味，不大顾及读者的接受程度和愿望。而在这部新作中，叙事人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叙事人虽然时隐时现，但读者分明可以感受到叙事人的存在。他既是一个深沉、理性、睿智的知识分子作家，同时又是一位亲和、坦诚、善讲故事并十分尊重读者的“说书人”。这种叙事角色的“设置”，既有古典小说的特色，又有现代小说的神韵。譬如在作品的“自序”中，讲述300年前有关晋商的社会、历史背景，简练、翔实，如在作学术报告。但突然冒出一句：“看官！正是这冰炭两重天，才引出本部小说——”虽感突兀，但一个“说书人”似乎隆重登场了，造出一个现场说书的氛围。紧接着第一章则引了辛弃疾的《贺新郎》，作者称：“开篇就说这首宋词，只是因为它最为太谷康家戴氏夫人所喜爱”，作为小说开头。这显然是古代章回小说“楔子”的手法，既确定了全书的叙事人以及格调，又艺术地暗含了全书的题旨。可谓匠心独运。在整个小说的叙事语言上，叙事人的语言凝练、古朴、典雅、畅达，颇有古代白话小说的味道。比作家过去的叙事语言多了故事和人物的叙述、少了心理分析和刻画，显得更加好读、耐读。而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则简练、鲜明，是口语化、个性化的。二者迥然不同，又相辅相成。特别是在叙事人的语言中，引用了一些古色古香的词汇，如“靡费”“权重”“热络 ”“帮衬”“恭顺”“情恸”“器局”……，如“亲操事业”“有所捕获”“困顿生乱”“力撑危局”…… 如“吾”“余”“尔”古代人称用词的使用等等，使整个作品平添了一种历史的逼真感，散发出一种沧桑、厚重的审美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