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
（一）
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和卡尔·斯拉姆合著出版了《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中文译著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文以经济增长为主线，通过对工业革命以后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归纳和总结，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三位作者彼此之间以自身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精诚协作，为读者奉献了一本不错的作品。
一开始，我们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作者的概况。本书的第一作者威廉·鲍莫尔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世界资源研究顾问委员会的主要发起人、亚特兰大经济社团主席、东部经济协会会长和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协会会长等大量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的职务。鲍莫尔对许多经济学基础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的研究成果对静态分配理论和动态增长理论两方面的基础性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不少著作都翻译成中文，如《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另外两个作者罗伯特·利坦是考夫曼基金会研究与政策事务副总裁兼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和全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卡尔·斯拉姆也是考夫曼基金会执行总裁兼会长、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巴顿研究所研究员。
（二）
罗伯特·卢卡斯曾指出，增长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是如此具有吸引力让人一旦接触到这个主题就情不自禁的不忍放弃。卢卡斯的话一定得到了鲍莫尔、利坦和斯拉姆的共鸣，《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部探求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更能够激发企业家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一种资本主义的著作。对于长期浸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读者，这里需要对澄清两个观点：（1）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机制，不涉及到意识形态；（2）资本主义分为多种类型，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或者说不同时期体现的资本主义特点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有差别的。本书通过对当前世界上非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分析，将资本主义总结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四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虽然都是承认财产的私人所有——这是资本主义区别于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但是它们在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却有不同的绩效，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企业家及其创作力有不同的影响。
首先，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政府通过采用各种政策工具，决定哪些行业甚至哪些企业应当增长，以实现经济增长。国家导向资本主义的典型的代表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如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有一个有点就是政治精英能够借鉴走在前沿国家的经验并且结合自身的资源特点，从而带领带领国家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国、“亚洲四小虎”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就很好的利用了自身劳动资源廉价的优势，积极加入世界大市场。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十分突出的，一是受到信息的限制不能保障国家导向永远正确，而错误的代价却很大；二是容易造成对受到政府青睐的企业国度的投资，产能过剩，而不受政府战略鼓励支持的企业却遭受融资瓶颈；三是容易诱发腐败，掌握大量关键资源的政府不能受到很好的约束；四是“拔调插头”和重新配置政府资源困难，因为前期的投资已经成为沉没成本了，同时前期的投资也会产生既得利益群体，使得政府取消承诺的资源和特权变得更加困难。
至于如何判断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优劣呢？其实，作者的核心观点认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既有体制或者更加具体一些的经济社会的财政税收政策、企业获取资金的难易、企业进入和退出的门槛以及私有财产权保护与合同的执行，不利于企业家的发展的话，那么经济快速和可持续的增长是困难的。拉美经济的倒退、欧洲经济的停滞就是企业家精神缺失、创新动力不足而导致经济增长疲软的真实案例，这个观点在后面类型的资本主义都得到反映，具体继续分晓。
第二，寡头型资本主义。让我对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与寡头型资本主义作比较的话，如果说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是“好心可能干坏事”的话，那么寡头型资本主义就是“成心不干好事”。寡头型资本主义虽然经济体制上属于资本主义，但财产权制度保护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拉美国家的一些国家、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的很多国家。该类型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1）经济增长缓慢，统治者根本不关心国家增长速度而是更加关注自己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财富的数量。因此，这样的国家可能将大量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保护少数人的财产安全。（2）社会不平等，基尼系数很高，不再赘述。（3）非正规活动比例高，也就是地下经济活动频繁。需要指出地下经济不一定都是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例如开设没有受到政府授予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不但生产能够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且增加社会就业。（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对非正规经济活动有深入的研究，可见他的《另一条道路》）（4）腐败。少数企业或家族沾染“皇冠背后的权利”，为腐败滋长提供土壤。腐败限制了增长，它使得企业家才能没有用于开展创新等生产性活动，而是转向对社会来说浪费性的活动。
第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曾批评过的，老牌的大企业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失去创新动力的资本主义。当然这不是说该类型资本主义没有中小企业，而是在企业体系中中创新型的企业家数量非常少。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多出现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欧洲大陆、日本和韩国是一个典型。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优点是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以及成熟的市场网络能够将创新性技术商业化，使之符合市场需求，另外大企业的技术通过外包的方式由中小企业进行研发生产，也不失为一种带动企业家创新的途径。不过比起大企业的积极一面，它的消极一面也是不容忽视：大企业由于缺乏与之抗衡的市场竞争，通常会坐享市场“垄断”利润或者通过寻租巩固自己的市场份额，不愿意进一步从事研究创新。美国的汽车和钢铁企业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它们失去了竞争的激情，然后寻求贸易保护来抵抗更加有效率的国外竞争者。
最后，也是最理想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中，经济的大量参与者不仅有无穷的动力进行创新，而且将前沿的科技进行商业化。很显然，这是符合本书作者要求的，最有效率的资本主义体制。创新将突破既有僵化和低效率的社会结构，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推进了经济社会增长。
经济增长如此重要，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增长？很显然，要保持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领先地位，就必须为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同时保持大企业的发展势头。这个答案也是本书所关注的焦点。在这个方面，我们就有许多事情要做了：比如，便于创立和发展企业；给生产性企业家合理的回报；制止非生产性活动。如果还要继续衍生的话，可以在文化、教育、宏观经济和民主上为企业家创新活动或生产性活动构建良好环境。细心的作者还针对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以及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如何向企业家型资本主义转变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和主张，具体思路与上述措施相近。
（三）
应该说《好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让我们对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有深入的认识，这对于正处于转型的中国经济而言是十分有参考意义的。尽管我们认为转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引入资本主义的观点，但是企业家以及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壮大不论对什么社会来说都是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资-社的概念上陷入争议是不明智的。
中国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也面临着巨大问题。原先“共容利益”（这个是奥尔森在《权利与繁荣》中用到的词）的改革，都能够得到利益各方的支持或默许，因此不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财富蛋糕”以边际增量的方式扩大，每人几乎都能享有一份羹。尽管当时在财产归属、合同执行等规则还不健全，企业家还是在这种条件下建立并且蓬勃发展起来的。同时，政府积极融入国际市场，施行外向经济导向政策，不仅吸引到国外的资金、技术，而且国外企业为国内市场带来竞争活力。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制度等其他方面的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企业家的发展需要完善制度保障，最现实的表现为对合同的公正执行、财产保护、合理的税负、资金的获得等方面寻求。与此同时，渐进式改革到了今天出现了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趋势，例如腐败、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区域差异扩大、城乡分离和生态环境恶化等。杨小凯在分析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指出了他对引入“裙带资本主义”（类似本书中所谓的寡头型资本主义）的担忧，并明确指出建立宪政制度的必要性。
很显然，社会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够一蹴而就。《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给我们提供许多建立有益于将企业家才能用于创新性的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性活动的建议。我想这是本书的又一大积极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