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年，东汉王朝的首都发生了一起劫持人质事件，匪徒将太中大夫桥玄的小儿子绑架了，索要赎金，但桥玄拒绝，于是命官兵出击，匪徒被杀，而桥玄的小儿子也遇害。事后，桥玄上书，要求“凡是劫持人质勒索的，应同时诛杀，不准用钱财回赎”。《资治通鉴》记载，此后劫持人质事件再没有了。
对此事件，柏杨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首先，他认为桥玄的上书是为自己的冷血辩护；其次，指责桥玄心如蛇蝎，认为有条件营救，却不营救；最后，大胆猜想，桥玄家有内斗，桥玄正要除掉小儿子。至于《资治通鉴》记载的此后劫持人质事件再没有了。柏杨认为那简直是胡说。总之，柏杨对那种标着“大义”字样的蛇蝎心肠进行了无情批判，充分体现了柏杨的“民主斗士”本色。
放在今天来看，那种大义凛然、大义灭亲式的道德楷模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因为一些事情完全不需要这样的惨烈结局。就像在今天，如果发生劫持人质事件，肯定首先是人质安全问题，而不是匪徒的追捕问题，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