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西方的对望，不是由于地缘的隔阂，而是根本因为族群的观念所致。等级观念和种族主义的观念本就是并蒂之莲。彼我分化催生了西方的诞生，西方又最终将东方吞没。萨义德最早把把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的理论用于分析西方自殖民时代以来关于东方的知识，让我们得知了今天东方对关于自身的认知都是笼罩在殖民话语之下的歪曲产物。话语霸权建构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知识秩序，我们身在其中浑然不觉。迄今弥漫欧美学界的“欧洲中心论”，包括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都难跳出它的局限。
这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实际上是处于“欧洲中心论”知识环境中的作者约翰•霍布森对这一荒谬体系的一次集中反驳。这是全然以历史数据勾勒东西文明交流史的历史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著作，具有一定朴学层面上的意义。它立志于一项极大的工程，即重述世界史。这也就意味着一系列的翻案文章，该书也就是以一系列小翻案来完成“东风西渐史”大翻案的过程。从而，让我们再次看到世界的双生一体，替代文化批评中显然的一字褒贬春秋大义，是更加客观理性意义上的对东西方文化隔阂的一次梳理和澄清。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正的东方，以及真正的历史上的欧洲。所以，它是一部极具意义的著作。寻找失落的身份和被遗忘的东方，以及追问东方化的西方如何完成所谓“胜出”，达成东方西方世界的分化等等，都是具有普泛意义的历史话题。
基于更宏观的视野，作者以19世纪为界，将历史分为两段，即东方为“先发地区”的时代，与西方为“后发地区”的时代。而书中所力图矫正的、长期隐没在暗处的历史，就是前者，即19世纪近代之前整个的历史。公元500年到1800年之间，世界就是东方为中心的世界，长达千年的东方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存在，足以说明，整个世界的跨文明进程就是一部东方全球化的历史。另一方面，作者也揭示出同时期欧洲的落后蛮荒的面貌。同时，专门对1492年到1850年之间所有欧洲中心论所幻设塑造的各种“发现东方”“发现世界”及独立创造近现代文明的神话，进行逐一论证，从而各个击破。同样，偏离欧洲视角来讨论近代西方崛起，看到的将是一场有悖于今天种种“常识”的“东风西渐”的遗忘之旅。
只有后来者，才急于寻找身份确证。根本上说，世界文明东西方的分化，首先是欧洲确证自身的需要造成的，也成为后来帝国主义的张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借助于伊斯兰威胁论，欧洲完成了“基督教世界”的自我构建。基督教从此成为欧洲的一体精神支柱，它的发端就是为了针对异己的穆斯林进行普世福音的圣战，不可否认，日后同样针对东方的帝国主义扩张与此有着精神血脉上的嫡传关系。欧洲，从发现自身开始，就一直需要一个异己的落后“他者”来确证自身的优势。达伽马、哥伦布的大航海，背后动因都是为了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圣战需要，寻找东方的“长老约翰”助援和财富支持，因此被西方称为十字军东征的“最后喘息”，甚至被指认为第二轮十字军东征。
欧洲中心论者所阐扬的欧洲15世纪大发现时代，不过是夜郎自大式的文明标榜。亚非之间的航海交流很早就开始，并不需待欧洲人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16世纪对东方经济的主宰也是吹嘘，它们不过是慢慢混入了原有亚洲贸易体系当中而已。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并没有因为欧洲对它同时期的专制堕落想象而沦落，而是仍然一直保持着对西方的绝对优势，中国明清时代的海军实力甚至远远大于整个欧洲的总和。
作者着力说明的是，欧洲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东方文明的滋养积渐而成，但也不能否认近代欧洲自身的能动性，近代文明的承载者。欧洲启蒙运动的裂变性，在于一方面吸收了来自东方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被精心构建成为一个否定东方的全新知识体系。正如中国所谓正朔承传的观念一样，欧洲历史及其文明史也被勾勒成一部《传灯录》——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和工业革命，仿佛这就是欧洲精神、欧洲文明的衣钵正道，然而，所有后设的传承有序的谱系本身都透着可疑。“言必称希腊” 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创造一个“永恒的西方”，虚构了历史上东西方的界限。然而，希腊本身就是出于近代欧洲中心论的构想，它的文化既非西方，政体亦非民主。文艺复兴，更是在东方尤其伊斯兰教影响下产生，欧洲抹杀了此前曾大量译介伊斯兰科学文艺著作的史实。启蒙运动，则更多直接和间接吸收借鉴了中国的思想资源，是真正据为已有的拿来主义。亚当•斯密所阐发的英国经济自发放任的原则，实际渊源则来自于中国道家治国“无为”的思想。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所依赖的大多数重要科技，全部都是经由全球化商路悄悄传到欧洲，甚至包括蒸汽机原理，都更早的出现在中国人的著作中。
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西方，欧洲的发展是被东方推动的，西方文明是后来者，它的真正起源在东方。然而，今天，西方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代表，社会文化发展的“现代性”径直成为西化程度的代名词。西方最终取得了胜利，甚至悄悄掩盖了东方的历史。许多东方包括非洲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和种族，被后起的西方指认为“无历史的人”。欧洲文明凌驾于万国，自居优宠地位，根本都是欧洲的自大、残暴与贪婪。欧洲身份的塑造和变化，使欧洲的自我膨胀和帝国主义成为可能。作者尤其比较了中国的国际朝贡体系，后者貌似落后的等级制，维护的却是“文明的中央王国”；前者的“人类主义”道德理念，践行的却是以武力和掠夺“拯救”堕落东方，普及自己的“文明标准”。东方主义和欧洲中心论，都是在想象和虚构中贬东扬西。东方在有色眼镜中被歪曲为专制、放纵、野蛮的低等文明，成为永远不开化、未成人的彼得•潘世界。这种分裂东西的文明优劣论本身分明是一种“智力上的种族隔离制度”，也为帝国主义炮制出了征服东方的口实。
正如日本侵华战争所笃信的东亚共荣，是以长期真诚的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背景来实现其欺骗性。欧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合理性，则是以“隐性种族主义”达成其障眼法的。尽管种族主义的命名远远晚于帝国主义时代，但是实质上这种形成于18世纪的不以遗传而以文化政治环境来区分文明优劣，实质上也确实构成了种族主义式的歧视，从而导致欧洲人真诚相信帝国主义是用来帮助东方、拯救东方，从而忽略了其侵略的本质。19世纪诗歌《白人的负担》便透露出欧洲人甚至把对堕落东方的救赎当作一种是义务、道义上的责任。19世纪中叶科学种族主义的诞生，以及新教教义复兴，也是英国走向帝国主义的温床。历史走向近代，观念产生一切。道德的旗帜高扬，一叶障目，看不见的是哲学和想象对思想空间的霸权背后的道德悖论。最终，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殖民地国家造成的消极的经济影响，甚至有消极的甚至破坏性的文化影响，永远无法估量，而且，今天仍在继续。
作者不无讽刺地举例说，假设我们生活在公元900年，全球经济中心地位的伊斯兰中东可以创造伊斯兰世界中心论，可以据以讨论何以基督教欧洲永远落后；如果是公元1100年，全球经济主导中国也可以自命儒教世界中心论，蔑视天主教世界的经济落后。甚至也可以文明开化拯救落后的使命去侵略扩张，然而这都没有发生。只有到1900年，经济重心转移到欧洲，才发生了这一切，其根本原因不是文明优劣，而是欧洲人的“自我提升”在作怪。
还有一点是值得质疑的，即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方最终能否凭借自身实现近代的工业化。毕竟西方的经济遏制战略抑制了东方的经济增长潜力。这个问题，在日本的崛起的讨论中实际上已经获得了解决。日本的明治崛起，不是常识意义上的美国佩里准将打开了它的国门，而是它自身德川幕府时代的积渐而成。当然，之后日本的“脱亚入欧”战略已经无奈的说明了当时历史情境下欧洲的优胜者地位。成王败寇，过河拆桥，历史的霸权逻辑从来都不失信。从此，人们必将遗忘，19世纪之前曾是东方世界缔造了全球经济和世界一体的文明。
本尼迪克特说过，“历史岂能被写成仅仅属于某一族群的人的历史”。欧洲的狭隘主义所创造的一系列自我中心的神话“迷思”，终将被摒弃。被边缘化了的东方及其长达千年的世界文明的主体地位，终将被重新认知。也正如《欧洲霸权之前》的作者卢格霍德评论该书后说的：“世界历史需要重写，而我们正处在这项工作的初级阶段。”为历史的正名，两百年、三百年的时间，都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