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阔大地上耸立的大量佛教寺庙，是极其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寺庙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其实也是广大人民旅游、学习、观赏和互相交流的场所。寺庙文化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宫殿和民间的寺庙是最为辉煌的建筑。研究寺庙文化涉及宗教学、建筑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这也说明研究寺庙有广泛的意义。
佛教在世界上是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思想力量，直到今日之世界，佛教是全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据１９８８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统计，全世界宗教徒超出２５亿人，约占总人口数五分之三。“佛教主要流传于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占全世界宗教徒的６．２％”，约四亿人口。据佛教界统计，全世界约有６亿信徒。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元前三世纪被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奉为国教。公元前1世纪前后，印度出现了大乘佛教，以通俗的形式向信众传播佛教教义。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纪元前后。开始传入，当然指经像之类的佛教文化。至于在中国建立佛寺，则是以后的事。从现存的实物考查，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造像，建于公元前一二世纪，河北省南宫市普彤塔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６７年），洛阳白马寺塔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６８年），这时佛教已传入内地。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产生了如何与固有的中国文化相适应的问题。这是一切正常的文化传播的规律。印度佛教本来有诸多派别，传入中国时也不按历史顺序或不同派别的区别，而中国又是一个有多种文化形态和多民族的国家。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三大系统：一是汉地佛教，即以汉语译成经典和以汉族为主的地区；二是藏传佛教，即从藏语译成经典和主要在西藏及周边地区流传的；三是上座部佛教，即巴利语系的主要在云南地区传播的佛教。本书谈到的禅寺，属汉族地区佛教。佛教传入汉族地区形成了许多宗派，禅宗只是其中的一宗，但是，禅最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表明这是被历史公认的中国特色的佛教，其影响远播东亚和世界各地。
禅的发展与禅院建设
禅是梵文“禅那”（Ｄｈｙａｎａ）音译的略称，意译为“定”、“禅定”、“静虑”、“思维修”。其含义包括定、慧两方面的内容。一个人总是由定到慧，可想而知，目的地是慧；那么，要是能直接达到慧，也就是可以直接到达目的地了。人们修禅的企图为了达到慧，达摩的“不立文字”的“如来禅”就是因定发慧的。
为了习禅，总要找静僻处，石窟成为首选。现存最早的石窟是公元三世纪的新疆拜城东克孜尔镇的二百多座龟兹石窟。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早期禅寺雏形。这标示着龟兹是禅从西域传入华夏的途径。文字记载的内地禅窟，最早的为西晋末柳泉山禅窟，该地即为今河北正定县。
禅窟在唐以前的二三百年间，分布在都城和大城市附近，中岳嵩山是北方最大的禅窟群，与江南摄山、湖南衡岳的禅窟群互相呼应。
禅宗史籍所记的达摩“面壁九年”，在石窟中独处，成为定的典范。达摩禅、东山禅、曹溪禅，是禅林兴起的不同时期的代表。禅林（即丛林）兴起于都城、大城市附近，地理上清静而又有可开垦之地，显示“不依国主则法不立”（道安语）的意味。但是，“丛林”与都市中的大庙有不同的境界。大庙受皇室、达官富豪的供养，与此相对，丛林里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理念，凡事不向外求，重在自力更生。丛林中的生存方式，要求“农禅合一”，实行耕作不辍“上下均等”的理念。这样的修持方式，受到下层人民的欢迎，特别令大量游民向往。道信（５８０－６５１年）、弘忍（６０１－６７４年）的东山丛林最具规模。慧能主持的曹溪禅林应该说标志着南宗禅的成熟。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峰，形成了慈恩宗（或称法相宗、唯识宗）、律宗、密宗、贤首宗（或称华严宗、法界宗）、禅宗、净土宗等六大宗派，加上隋时的天台宗、三论宗，合为八派。当时译经事业十分兴盛，总计译佛经３７２部，２１５９卷，特别是玄奘译出７５部１３35卷。大乘经典之精华，基本译出。《坛经》标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在实际上是离不开当时的佛学理论的基础。慧能的活动表明有了强烈的本宗观念，它并不是作为一个派别在佛门出现，而是与一切派别不同的一个新的伟大革新。《坛经》的成功在于适应中国的情况，对大乘精要重新组织、选择和发挥，完成了佛学理论中国化的伟大革新，使这部著作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史记》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典籍。
中国禅宗到八世纪成为佛教中最有活力的宗派。中国历史在中唐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即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为其标志。安史之乱严重打击了北方的佛教，南方却依然在发展。此后皇室定南宗为禅的正统，禅宗南宗更急速向北方延伸。这时期社会矛盾加剧，士大夫、官吏升迁褒贬无序，广大人民希求从佛教中寻求安慰。佛教的发展，占用了大量资源，占有大量劳力，又因当时历经内战，服役日重，下层人民只得进寺院加以逃避，这使寺院与国家、社会利益的矛盾出现，致使武宗时（８４１－８４６年）爆发灭佛事件，在武宗二年到五年期间拆毁大寺４６００余所，小寺4万余所，勒令僧尼还俗２６万余人。风暴过后，皇室又恢复佛教，这时禅宗显示了生命力。因为禅不过分重视、依赖经论，在山林中劳作使它在经济上又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在五代十国分裂的形势下，统治者需要佛教的帮助，禅宗又在分化出不同派别，适应不同信众的需要。在一个变化无常的社会格局中，禅宗以自身的变化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扩大了影响。
中国禅寺规制的奠定应归功于马祖道一（７０９－７８８年）和百丈怀海（７２０－８１４年）。道一创立“洪州宗”，一生亲传弟子７６人，建庙７０余处，散布３０余州。其弟子百丈怀海总结丛林经验，制定《禅门规式》，即习称《百丈清规》。这是禅宗寺庙成熟的标志。因为在此之前，禅僧一般居律院，虽别院而居，实属不能施展其独立性。《百丈清规》宣告了禅宗有自己独立的禅寺规程。元朝至元一年（１３３5年）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辉奉朝廷旨意，将各种清规统汇一处，删繁就简，定为九章，颁布全国，成为《赖修百丈清规》。怀海的《禅门规式》没有传下来，现存宋杨忆《百丈清规》序言体现了清规的精神。《坛经》体现了大乘精要，但当时佛寺的戒律，奉行小乘戒律，这个矛盾，《百丈清规》予以解决，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
印度佛教原先有繁多的戒律。印度僧人“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乞食云游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应中国社会。当时的中国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宜于采“丛林”制度。虽然，现今人们习惯上用“清规戒律”这个词，而在历史上，清规却是中国式的戒律，或者说，清规与戒律在当时完全是两回事。它们是两个概念，标示着中国佛教与印度的区别。
印度的佛寺，沿用以佛塔为中心的格局。初期中国佛寺沿用其旧制，其后却演化为以佛殿为中心。《百丈清规》提出“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佛祖亲嘱受，当代为尊也”。佛教习称佛、法、僧为三宝。佛乃是崇拜的对象，具有威摄力与号召力。禅规却不重佛，以法堂为中心，以慧为目标，根据是每个人都有佛性，所以不必外求。法堂是自己修佛的重要场所。长老是“当代为尊”的权威，也是佛的化身。法堂内“大众朝参夕聚”，长老升堂主持。法堂长老座前列“两序”人员，东序主世俗性的事务，西序办宗教性丛林事务。农禅体现在“普请制”，即全寺上下一起参加农耕劳动。怀海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这是禅的新创造。因为印度僧人以乞讨为生，不事农耕；想来农耕定然会引起杀生。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佛寺的格局也于此时趋于定型。宋皇室重视保护佛教，社会风气重修持，此时的禅已成为佛教中的主流。南宋宁宗时（１１９５－１２２４年）由朝廷赐立“五山十刹”，这从渊源上说仿效印度释迦牟尼说过的五个著名法舍及死后建的十塔而来。中国在等级上，“五山”高于“十刹”。那些大寺的建筑金碧辉煌，很多有大量田产封赏，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佛寺的庄园经济。从皇室角度说，当然有控制之意，而就佛寺而言，经济上的依赖性已很重，与原来的禅林实有根本区别。今天存留下来的著名佛寺，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财富。由于“禅林”不可能存留到今天，我们今天只能从这些大寺风貌中曲折体会禅的精神了。从接近平民的禅到受皇室富豪供养的禅变化很大，禅的独立性削减了，禅的思想锋芒减弱了，从教义上开始出现禅教一致、禅净合一的倾向。
其实，百丈清规被钦订之后，也是不断修改的。北宋１１０２年修订的《禅苑清规》中设立“知殿”一职，即专处理佛殿事务，可见佛殿终于普遍存在于禅寺了。那么，原来的“不设佛殿，唯树法堂”的制度也就改变了。
中国禅宗的分派传授，出现了重视本宗祖师的风气，于是设有“祖师殿”，以礼拜本宗祖师。在实践上总是将本宗祖师与达摩联系起来供奉，显示师承的正统性。祖师堂的设立，应在禅分五宗七派时的五代时期确定的。各派之间，“门庭设施”各有区别，师承关系一清二楚，但尊奉《坛经》都是一致的。
诚然，宋代寺院不少还有法堂，但只在一定时间去开示，或在佛节庆日、尊宿来访等时刻发挥其职能；而庙宇的主要职能终于让位给佛殿了。禅寺中以佛殿为中心的做法，在南宋基本上通行。
如果说禅发展到明清已趋于烂熟、反省的阶段，那么中国现存佛寺却主要是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大明皇朝是一个大力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朝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先当过和尚，这使他对佛教有同情；又由于洞悉佛门内情，直接干预也大大加强。宋代开始流行的将佛寺分为禅、教、讲三类，朱元璋以皇命加以规定。他制定一整套管理法规。比如讲者即研习教义、讲授经典，如天台、华严为讲寺。教者，专作佛事的庙，如密寺。这样，在“禅、讲、教”之外的律寺就衰微了。
明代禅寺的结构，以皇帝题额的灵谷禅寺为例，禅院位于庙的西部，内设韦驮殿、禅堂、斋堂、静室、仓库等。当时最著名的栖霞禅寺，主体有山门、天王殿、正佛殿、法堂殿、伽蓝、祖师二堂、方丈、库司等。另有禅院，别建大门、大禅堂、二禅堂、斋堂、静室、仓库、橱茶等。不少禅寺中另设独立的禅院。
明代将佛寺分成三种类型，其原意当然是各司其职，便于控制。可是，城中大寺做了佛事才有经济利益。为满足佛事的需要，就要造殿奉佛。禅寺也要发挥其做佛事的职能，这样，佛殿的重要性就更加强了。比如明洪武十五年建的灵谷寺只设一个大殿，明末修建时就演化为无量殿和王方殿了。明中叶以后，一般禅寺都有二个以上的大殿。这表明明清时代禅寺以佛殿为中心的风气已完全确立。特别是入清以后，禅教合一的趋势更为明显，念佛堂的存在有强烈的世俗利益；相对禅寺中法堂的地位逐渐降低，以至有的禅寺不设法堂了。总之，中国佛寺的一般格局，以中轴线为主轴，以大殿为中心，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南北朝时期出现过塔庙和石窟寺。塔庙以塔为中心，四周设有殿堂，用迴廊相连，形成建筑群，也称塔院。石窟寺以石窟为中心，再从石窟左右两侧开凿僧房，又从石窟前加盖建筑。从以佛塔为中心到以佛殿为中心，这是中国佛寺自身特色的确立。以殿为中心的心理大概从皇宫的宫殿联想到佛国的秩序；而礼佛的需要又是佛殿发挥宗教功能的长处。禅宗以法堂冲击了传统形式，确立了法堂的崇高地位，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以佛殿为中心的传统上。以佛殿为中心，南宋时已基本确立了。
历史上的禅寺功能
寺庙在宗教方面的功能：礼佛、安僧、译经、传道，此谓古今一体，中外皆然。其实，中国古代禅寺的社会功能远不止于此。这里可以说句明白的话，古代禅寺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中心。其中的内容包含有旅游、聚会、商业集贸、医疗、园艺，甚至还有茶树栽植等。这里主要指大寺。随着佛教的世俗化，社会功能更扩大，影响力大大加强；另一方面，过分世俗化，也背离了严格的禅的精神，产生内部的消蚀作用。下面着重介绍禅寺的文化功能。
研究中国建筑史，应该去佛寺。汉地寺院的建筑体现了汉民族的民族特色和建筑风格。其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整体设计讲究风水，即庙倚山林又要开阔雄奇，集天下灵气，形成寺在园中，园即寺景的整体构思。寺庙建筑群的布局讲究空间广阔，使形态各异的山门、大殿、佛塔、僧房、花园，组成一个有机构成体，整体以大殿为中心，采宫殿式“伽蓝七堂”制模式，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延伸，建筑物之间的配置一般用对称的方式。巍峨的殿与秀丽的园，虚实相衬。建筑群又分别组合成若干四合院式的群体，各群体由迴廊相连，全寺有山墙围绕，封闭全寺。当然，也有不少寺庙按地形特点，灵活布局。不少是别具匠心。殿塔建筑实际是中国各时期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准。比如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是唐代的代表作。中国佛寺大殿，木构架结构是其结构方式的核心。这类建筑的面积的大小，由柱网的排列而定，殿顶重量通过梁架由檐墙和檐柱支持。它在中国建筑史上是现存时间最早的抬梁式木构架结构的实物。同时，它的斗拱的运用，趋于标准化和艺术化，开建筑史上新的风气。历来砖木结构建筑少不了柱，可是中国佛寺又出现著名的无梁殿，确是建筑史上的奇迹。最著名的有灵谷寺的全国最大的无梁殿，殿高２２米，宽５３米，深３７米，完全用长砖砌成。木结构的佛塔，最著名的是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１０５６年，塔高６７．３１米，为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高的纯木构大塔。此塔不仅外观壮丽、雄伟、精美，而且经历周围多次大地震，虽稍有波及，却基本完好，其设计时已考虑到抗震功能，令人惊叹。
中国禅寺是一座历史博物馆。中国寺庙有收藏文物的传统，习称镇寺之宝。北京房山云居寺收藏的石经有1万多块，保留１１２２部佛经、许多大庙保存有皇帝的墨迹，陕西法门寺出土文物举世惊叹，敦煌文书出现也震动世界。中国古代非经济目的的有意识收藏活动，大抵开始于书画艺术成熟的魏晋时代。现今留传下来的古代书法作品，以庙宇收藏最多。这里包括碑帖、摩刻、匾书、楹联、抄经等不同字体的书法作品。
中国寺庙所以吸引人，当然首先有宗教信仰的力量，其实文化上的吸引力也决不能低估。俗话说“天下美景僧占多”，僧人有云游四方的传统，禅僧“遍参”名山高僧大德，寺庙又有容留外僧的制度。所以，早期的游记常出自和尚之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宗教朝圣一直是推动旅行的重要因素。至于普通老百姓，郊游去寺庙欣赏大自然，增长知识，唤侣同游，用今天的话来说，选择寺庙当作旅游目的地，是明智之举。况且，一些节日活动常和寺庙相联系。比如，阴历除夕、春节，有些节日有宗教的含义，大家为了祈福，也广泛参预：如观音诞、浴佛节。有的节日以娱神为缘由，达到了娱人的目的。屈原《九歌》中写的内容，说明古代人的狂欢常与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恢复“庙会”的活动，其实在古代，就是在庙前广场上进行的集市交易，北方习称赶集。还有，中国古代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没有现代的公园。那么，庙宇园林就必然担当起公园的作用了。大寺有留宿的制度，书生苦读也有了清幽的环境。此外，寺庙对普及医学、林业、发展茶叶种植，以及扶贫济困等善事都作出过贡献。
中国传统文人的诗书画创作活动，与庙宇有很大关系。中国画中的人物画，开初最盛于佛寺中的佛像和佛教故事。中国历史上的雕塑作品，佛寺保存最多，从庄严、智慧的佛像，到神态各异的罗汉像，特别是杭州灵隐的大肚弥勒佛可以说是世界性的艺术精品。古诗最高峰的唐代，寒山诗、王梵志诗属于当时民间通俗诗歌的代表作。至于文人创作中，王维被称为诗佛，光耀诗坛，诗僧贾岛影响中唐的一代诗风。佛教的思维方式推动了中国文人理论思维的发展，从早先《文心雕龙》受益于佛教开始，到唐代的僧皎然《诗式》，成为一代名著，入宋严羽提出“以禅喻诗”，显示了佛教文化的生命力。直到今天，藏经楼中的大量僧诗，还有待去整理。更为重要的是，佛教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长期被贬低，亟待今天去深入地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其实，缺少研究和正确评价佛教文化很难写出科学的中国文化史。
发挥禅寺的社会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得到发展，至少是20世纪中发展得最快的时期，如何发挥佛寺的社会功能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佛寺常深处山林，但它不是封闭的，佛教文化是世界性的，故此参与国际交往，提高中国佛教的理论水准，十分迫切。现今印度重要佛教圣地都建有中国佛寺。１８７０年，泰国王亲自主持泰国建成最大的中华佛寺。缅甸、泰国造的佛像在中国许多大寺供奉。中国云南傣族与泰国、缅甸的信众，经常互相往来礼佛。１９５６年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亲自建议修建兰毗尼园，那里为传说中的佛陀诞生地，规模２５平方公里。１９６７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予以支持，现已成为佛教朝圣、旅游中心。与中国佛教界联系最多的是日本、韩国的朋友，他们在佛教研究方面进展明显。现在美国、欧洲佛教研究机构众多，中国佛教界有许多工作要做。佛教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应该占据重要的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几百处世界遗产名录中，与宗教有关的项目占百分之九十。普陀山近十年来旅游人数超百万，拉动了舟山经济的发展。
近期国内禅寺在得到发展的同时，重视奉行“人间佛教”的思想，增强了佛教的影响力。从举办禅学夏令营、创办佛学刊物到创办希望小学，发扬佛教慈悲关怀众生，无私无我地普济苍生的伟大精神，以促进社会和谐、人生安祥。当然，这里要有一个前提，即加强自身的道风建设，使僧众在商品社会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可喜的是，现今社会上也重视在庙宇中举办活动，比如北京市作家协会就在２００２年４月在法源寺举办“丁香诗会”，有１００多位诗人、书法家光临，报刊、电视台竞相报道。其实在法源寺的历史上吟诗赏花在清代曾盛极一时，名诗人纪晓岚、洪亮吉、顾亭林、何绍基、黄景仁、龚自珍等都在这里留下诗句。１９２４年４月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来此赏花。佛教来自印度，想必印度诗人对佛寺赏花定有更亲切的感受。于此可见，发挥禅寺在今天社会中的功能，很有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