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美国作家穆特讲述了三个和尚巧妙设计用石头煮汤，不仅成功地说服村民贡献出自己的调料和食品，而且改变他们对外界态度的故事。三个和尚来到一个村庄，这里的村民由于在艰难岁月中饱受煎熬，心肠变得坚硬，不愿接纳任何人。虽然和尚们又饥又渴，但他们并没有主动向村民索取食物，而是捡了树枝生起火，把汤锅架在火上，在锅里放进几块石头，称他们要煮世界上最好喝的石头汤。第一个村民到来时，和尚们说如果加上了盐和胡椒粉，石头汤会更好喝，于是他送来了盐和胡椒粉，第二个村民送来了胡萝卜，接着其他村民送来了洋葱、蘑菇、面条、豌豆和包心菜……。最后，所有人都喝到了味道鲜美的石头汤。石头汤的故事说明只要每个人都奉献一点点，他们会得到更多，这也是克莱.舍基在《未来是湿的》一书中所要说明的。
克莱•舍基（Clay Shirky）《未来是湿的》一书的作者，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从事有关互联网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写作、教学与咨询。目前在纽约大学的互动电信项目中任教。
《未来是湿的》描述了正在发生的社会组织形态迅速变迁的图景：这是人人的时代，这是组织的日常生活化，或用克莱.舍基的话说叫“大规模的业余化”。人人与人民的不同就在于，人人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感性的、当下的、多元化的人；他们之间的组织是一种基于话语的、临时的、短期的、当下的组合，而不是一种契约[1]。所谓的“湿”就是人们能够摆脱工业时代干巴巴的原子式的契约关系而存在，人与人之间主要凭借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凭借一种魅力，相互吸引，相互组合。
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出现主要得益于社会性软件的大量涌现。现在我们拥有了能够灵活配合我们的社交能力的沟通工具，而且我们在见证充分利用这种转变的崭新的协调行动方式的崛起。这些沟通软件被赋予了许多名字，其实都是一个主题的变奏：“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社会性计算”（social computing）等等[2]。这些新的社会性软件包括手机和电脑、电子邮件和短信，还有网页等等。
传统的组织形式是等级制的，它的好处就是极大地简化了员工之间的沟通，但是经营一个组织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无论这个组织有什么样的目标，它从事的每一项交易——每一份合同、每一个协议、每一次会谈——都需要投入时间、注意力或者金钱。因此，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把自身的所有能量投入到对其使命的追求之中；它必须耗费可观的努力来维持纪律和结构，这样做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所有的机构都生活在某种矛盾之中：它们存在是为了利用群体的努力，但它们的某些资源又为了引导这些努力而慢慢流失[3]，这就是“机构困境”。
互联网恰恰为解决“机构困境”提供了最好的解药，正如社会科学家西巴.帕克特（Seb Paquet）所言，互联网最大的优势就是“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ridiculously easy group forming）[4]。人生来就有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的基础本能，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由于沟通成本极大，形成群体很困难。互联网使得集体行动的各种新奇形式成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大也更分散的协作性群体也因之诞生。
如果根据难度级别，把群体行为看成一个梯子上的递进行为，这些梯级分别是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共享是最简单的群体行为，例如flickr的用户通过“美人鱼游行”的标签共享上百个游行参与者上传的上千张图片；合作比单纯的共享要难，因为它需要协调参与者的行为，例如成千上万的志愿者通过协同合作，翻来覆去的讨论和修改，完成了维基大百科全书；集体行动是最难的群体行为，因为它要求每一个成员按集体的要求共同致力于一件特定的事，例如，2002年，美国的公众组织“信仰者之声”成功地通过电子邮件、博客等社会性工具将性侵犯儿童的牧师绳之以法，并导致试图包庇的主教引咎辞职。这是一次典型的集体行动。
从分享、合作，直至集体行动，无组织的群体行为正在产生巨大的组织力量。这里所谓的“无组织”意味着摆脱了传统的组织或机构的束缚，而不是说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任何的游戏规则。恰恰相反，群体行为要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个值得相信的承诺、一个有效的工具和用户可以接受的协议的成功融合。承诺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工具应对的则是“怎样做”的问题；协议则确立了路上的规则，即确立你所能期望于他人的和他们所能期望于你的。而这一切构成了数字化生存基本的知识体系，一个人或者一个人群要想在网络时代生存下去，必须掌握这一套知识体系。
我们可能还记得《未来是湿的》开篇讲述一个利用网络找回丢失手机的故事，伊凡娜丢失了一部存有她即将举行婚礼全部信息的Sidekick手机，她请埃文帮忙。埃文在网上发帖调动上百万网民的力量，惊动了CNN和纽约时报，最后迫使纽约警察局改变立场，同意以“盗窃财产”立案，帮助伊凡娜找回手机。埃文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与他熟练地掌握互联网的相关知识是分不开的，首先，他提出了正确的承诺，他的目的在于教育那些捡到他人财物不归的行为，而不是“为朋友节省300美元”或者“谴责盗窃行为”，其次，他选择了正确的工具，他专门制作了一个互动性很强的关于“丢失的Sidekick”的网页，并且被转载到Digg等网站，通过这些工具，上百万的网民帮埃文想尽各种办法，包括人肉搜索捡到手机不还的莎莎的信息，安慰失主，对莎莎的行为表示谴责，提供找回手机的建议，向主流媒体提供信息，向警察局施压等等。最后，他选择了正确的协议，他只是想找回手机，而对手机拥有者免予起诉。通过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伊凡娜最终拿回了手机。
[1] 详见姜奇平为《未来是湿的》一书写的序：《未来为什么是湿的》。
[2] [美]克莱·舍基 著，胡泳 沈满琳译：《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3] [美]克莱·舍基 著，胡泳 沈满琳译：《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4] [美]克莱·舍基 著，胡泳 沈满琳译：《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