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意识到，以往在人们眼中只会举着标语抗议的NGO们，正在全方位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
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人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最有看头的不是各国首脑的政治秀，与他们的无可奈何比较起来，NGO们的热情来得更为直接。哥本哈根会议上所有的政府谈判代表不过1万多人，而NGO代表有2万多人。NGO试图在这个国际社会面对气候问题的关键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结果的走向。
NGO们的热情是有理由的。历史上因为他们而改变的关键时刻有很多：对卢旺达危机的国际行动就是在美国、法国、英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各国政府进行人道主义游说、施加压力后采取的；尼泊尔阿伦河二号工程的搁浅也是由于当地NGO游说，导致资金撤出的结果。NGO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们会而且能够撬动政府决策层甚至是国际间行动组织，对政府间行动和政府的决策施加压力和影响。更有甚者，1991年菲律宾政府通过“地方政府法规”，明确规定了各级地方机构中非政府组织成员的席位，甚至还为一些NGO争取到了内阁成员的位置。
对于政治的影响，是诸多NGO行动的一级目标，但并不容易达到。
今天他们更多的是以商业和经济的方式与行业和企业对话，用企业认可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合作，为完成NGO的终极使命─—保护环境或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做出应有的努力。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其他机构一起合作推出的FSC森林认证，已经成为全球林业市场的“通行证”。企业一旦拥有FSC森林认证这块招牌，就等于表明自己的木材和产品是来自那些经营良好的森林。而且，这个认证还正在形成贸易壁垒：欧盟规定，没有获得FSC森林认证的国外企业，将享受不到欧盟的关税优惠。为了推动FSC森林认证，欧盟出台了一项“贸易鼓励安排”政策。企业如果能贴上FSC标签，可借此向海关申请比例可观的关税折扣。
受此影响，从2001年-2009年，近两百万公顷的森林面积通过了该项认证。在中国，通过该项认证的企业数目从最初的7家上升到了1000家，就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的所有木地板和房门都通过该项认证，以此支持绿色奥运的理念。
NGO推动行业标准的结果是，它不仅仅影响某一个企业，而是通过几个领先企业作为表率,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产业，进而去推动国家层面制定出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这正是NGO所希望看到的——社会秩序、环境和商业规则因为他们的标准而改变。远不止如此，在企业社会责任无法逃避的今天，NGO对改变企业自身的商业模式、逻辑甚至战略上的影响都无比深远。比如，血汗工厂的话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众多跨国公司的话题，可口可乐、GAP、沃尔玛、耐克等许多国际巨头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次轮到了苹果。
与许多美国公司一样，苹果的制造业务主要位于海外，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2006年，外界批评苹果iPhone的代工厂富士康的工作环境恶劣。苹果也通过调查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承诺改进。在马来西亚，苹果与另外3家公司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组织共同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希望借此帮助两家马来西亚工厂提升对国外合同工的管理水平，包括为工人提供与法律和权益相关的文化指导和教育。苹果表示，该公司将把从中学到的经验推广给所有供应商，并将继续对供应商进行审查，对于屡次违规的企业，苹果将不再与其合作。其实，这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于许多供应商来说，这或许是个生死攸关的话题。如果做不到苹果的标准，一旦被踢出局，他们的生存或许都是个问题。
NGO在中国
很难具体考证中国的NGO历史从哪年开始。但是近年来，中国NGO的发展似乎都与一个词有关：灾难。1998年是中国NGO的启蒙时代，“抗洪救灾”是那一年绝对的关键词。对于当时的企业家来说，能够在央视的赈灾晚会上代表公司为灾区捐一笔款是最时尚的做法，即便如此，对于羽翼未丰的民营企业，上晚会捐款还只是属于大型国企的殊荣。
那时的普通百姓对非政府组织的印象，多半还是代表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以及灾害发生时在电视上号召公众捐款的中国红十字会这类半官方机构。以至于当人们谈论起NGO时，不得不特意跟人解释这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1998年大洪水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以及官方对环保的重视，使得NGO开始在中国扎根。
更重要的是，面对洪水暴露出来的太多环境问题，国家在政策层面将环保列入了政府重视的项目；以梁从诫、杨东平等文化学者发起成立的“地球之友”开始开展群众性的环境教育和环保读物的出版工作。前社科院研究员廖小艺发起的“北京地球村”也通过协助拍摄环保纪录片和组织公众活动的方式宣传环保理念。但是，放眼全国，在那个时候真正以专业方式开展工作的NGO还寥寥无几。
6年之后的2004年，这是一个在中国NGO历史上不得不书写的年份。那一年，印度洋海啸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更多的终极思考。面对越来越频发的自然灾害，NGO应该成为一种政府之外将民间爱心集中起来的力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电视画面中，国际NGO在受灾地开展的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后重建，也为国内的有识之士带来启发。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这一年，随着不断成长的NGO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是年6月1日，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国内企业和个人出资设立非公募基金会,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公益事业。该条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由此开始，所有的NGO确立自己的“名分”，使“非公募基金会”这种民间组织形式得以正式落户中国。
政策的受益者不仅只有国际大牌NGO，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成立基金会，而受政策预期的影响，更多的民间NGO在全国各地纷纷注册。就在《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的4天之后，王石、冯仑等数百名企业家在腾格里沙漠发起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首次将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写入自己的宣言。
2008年，注定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牵动了人们心底的善念，点燃了中国全民慈善时代的火种。也是这一年，NGO的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NGO步入了各自发展的快车道。
汶川地震的救援使中外NGO得以在一个平台上共同奋战，也让国内的NGO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地震初期，西班牙的一个NGO，只用两三个人就组织、支持了15万灾民的日常用水项目；而一个拥有100多位志愿者的国内NGO，只服务2万人却乱作一团。
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本土NGO也开始认识到，仅靠一腔热情无法撑起NGO的理想，要想使NGO组织能够长远发展，必须做到专业化和差异化。
当CSR遇到NGO
对于企业，汶川地震在刺激了他们公益热情的同时，“捐款门”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思考如何使企业的公益行为不只是一时的“有感而为”，而应当变得具有可持续性。换句话说，企业也希望能利用自身优势，长期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好处，而不是简单的捐款捐物而已。
在今天，企业社会责任(CSR)早已经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名词，实际上它正在成为企业构筑自己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用考虑有多少企业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只要去看看企业都是在怎么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领域，企业与专业的NGO之间有太多的合作空间。
比如在成熟市场，无论是生物科技、医学创新、食品安全还是教育、科研等领域，大部分人的一生很难不与NGO发生联系，无数大大小小的NGO和基金会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世界。在艾滋病领域，全球基于艾滋病的科研攻关大多得到了盖茨基金会等基金的资助；在农业新技术研究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默默支持；甚至在种族平等、防止核扩散、提升儿童营养等多个问题上都能看到NGO的身影。
在美国，合法注册的NGO总数已经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美元，解决了900万人的就业问题。大量NGO广泛活跃在慈善、教育、文化、艺术、环保等多个领域，NGO年总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7.5%。有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非盈利部门公益捐赠3076.5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GDP的2.2%，占美国当年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10%左右。也就是说，不考虑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部门社会支出，仅美国民间当年就有占GDP2.2%、财政支出10%的社会资金投入到社会救助中。而在中国，2007年的公益捐赠占GDP的0.09%，2008年占GDP的0.27%──即使是全民慈善激情爆发的2008年，这个数字与美国市场比较起来依然差距太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NGO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将逐步提高。前提是，需要大家了解NGO 和他们的使命，并让越来越多的人跟他们一起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监督，更多的NGO通过选择与企业合作，影响合作伙伴。比如，为了解决麦当劳包装对环境的污染问题，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专家就曾与麦当劳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出一种保温性更好、存储方便且减少漂白工序的薄纸包装，用来取代之前对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的塑料包装盒。薄纸包装一直沿用到现在，为全球数量众多的麦当劳店减少了大量污染。
这样的情形，中国也正在发生。NGO和企业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执行CSR战略，帮助公司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识别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还能推动政府制定相关的法案，他们的报告很多时候甚至能影响政府决策。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做的是，学会用NGO的语言和逻辑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也帮助自己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