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清谈盛行，不比干得好，而比说得好。典型的如《世说新语》中的名篇《过江诸人》，王导先生一番激昂奋进的说辞与其实际上的和稀泥作风大相径庭，这王导先生的兄弟都叛变了，而人家硬是什么事也没有；后来，苏峻又闹腾，把皇帝都逼得要死要活，人家还是安然无恙。所以，柏杨在《资治通鉴》的夹注中忍不住三番五次地说，王导确实是老奸巨滑，官场老油条。
当然，王导是台上的，是不是台下的那些个所谓名士就有真才实学呢？也不是。还是清谈吹捧出来的，一遇实际问题，照样不行。典型的就是殷浩。殷浩没有从政时，一群名士争相吹捧殷浩，好像王导一作古，这天下殷浩不出来，天就能塌了。于是几番装模作样的征召与反征召之后，殷浩先生在万众瞩目中登场，结果呢，提的政治设想催人奋进，做的具体事情祸国殃民。北伐设计得很好，但一到战争开始，殷浩先生昏招倍出，结果两次北伐损兵折将，一无所获，还逼反了千里投奔的姚襄父子，原有的淮河领土也保不住了，几番折腾下来，殷某人只好下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真叫大，殷先生可能要在余生里好好思量这个问题。
清谈真的要误国，殷浩及其他类似的魏晋名士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着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