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76年九月八日，东晋政府宣布，撤销以田亩为单位的征税制度，改以人口为单位征税，自亲王公爵以下官员，每人每年缴纳稻米三斛，免除差役。这一变革的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税制在经历了春秋时鲁国的初税亩之变后，迎来了又一次变革，将与田亩捆绑的税收变为与人直接挂钩，这也是乱世田赋难以征收情况下的不是办法的办法。这一变革对发于北魏、兴于隋唐的租庸调税制有重要启迪意义，以人为征税单位的税制从此在中国古代施行长达1300余年，直到清朝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永不加赋”。
以人为单位进行征税，固然对统治者有利，但很不利于人口繁衍，因为这意味着人一出生，就要开始缴纳皇粮国税，于是形成了大量隐蔽人口，反而不利于征税。而清朝雍正时期之后，人头税一取消，人丁顿时兴旺，中国人口迅速从1亿多增长到19世纪初的4亿多。
以人为单位的征税体制，还需要一个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授田制，如果不能相应的给予百姓一定数量的土地，则百姓的生存都存在问题，更不要说纳税了，如果此时朝廷还要横征暴敛，则反抗不可避免。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一般到了后期，都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从而造成大量农民失地，但身上的税赋却丝毫没有减少，农民要么被逼死，要么被逼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