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像机器一样”或“旋风般的文字还乡”，人们说的正是薛涌。作为这些年“曝光率”极高的专栏作家，薛涌的名字常见于各大报刊杂志，而其文章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学、体育可谓无处不涉、无所不谈。且不论观点或深度恰当与否，单就活跃度和辐射面而言，薛涌算得上是当今国内一位声名显赫的公共知识分子了（他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然而对此，薛涌却是“出人意料”地谦虚，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是见钱眼开，是为生计而写作。他说，“我在美国的开销是每月三千美金，我要挣够这个数才行”。
以中国的稿费维持在美国的生活，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我们原意相信这是真的，而并非薛涌的玩笑之语。从他已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来看，如《直话直说的政治》、《右翼帝国的生成》、《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精英的阶梯》、《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中国文化的边界》、《谁的大学》、《草根才是主流》、《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岁就上常青藤》等，不难发现薛涌热衷于对公共事务、流行话题的言说，他的文章现场感好、针对性强，在遣词造句上又尽量通俗易懂、生动直白。当年（1983年），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晚报》担任该报的“百家言”编辑时，他就提出“不要以学术语言吓人”，“要让老百姓都能看懂”，尽管这个建议当时未被报社采纳，但却实在地惠及了薛涌本人。可以这么说，薛涌今时今日在公共舆论界的地位还与他犀利尖锐、直言不讳的行文风格是分不开的。
就像他最新出版的《怎样做大国》，其既有的文本特征在书中再一次得到了体现。例如，他写道，“中国是否已经是世界大国？从经济总量上看，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他立马话锋一转，进而指出“但是，统计数字还揭示了另外一面：中国成为大国，主要在于中国有十三亿国民所构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庞大的经济总量被十三亿一除，一下子就变得很不足观了”。这样的描述符合薛涌一贯的叙事方式，他很少盲从主流、人云亦云，而以提出自由思想、独到见地为己任。因此，同样是探讨“如何做一个大国”的话题，薛涌会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剖析中国问题，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差距，此外，他还会结合历史，从一大堆史料中找到依据，进而加强观点的正确性。
以“中国需不需要建立世界金融中心”为例，薛涌认为大国经济首先离不开大国金融，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只能当美国的金融殖民地。对此，他从若干历史事件的梳理中寻找论据，如“在整个18世纪，没有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哪个国家也打不起仗”，“不借用荷兰的金融体制，美国怕是也没有资源独立，至少不可能那么顺利地独立”，“鸦片贸易最初的目标是解决大英帝国的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一场金融战争”，“波旁王朝的财政破产，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哈布斯堡王朝因为美洲的白银而成为欧洲最有钱的王室，但钱堆不起金融市场，最后自己坐在银山上走向衰落之途。可见，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金融市场，但这个市场不是想建就能建的”，等等。在薛涌看来，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必须摆脱“不高兴”式的廉价经济民族主义，根据金融市场的信号来确立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不要觉得金融市场是几个人或政府可以通过“国家利益”来操控的。又比如，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上，薛涌发现美国在19世纪末之所以能够超越英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经济体系为现代科技发明开拓了巨大的市场。与此同时，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依赖的却是看似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这就像是中东国家依赖开采便宜的石油一样。说白了，我们是靠原料吃饭，只不过这种原料是人而已，而这种原料的供应，会不断减少。”得益于这个比较，薛涌提出中国经济不能再维持这种低价发展的模式，否则就会帮着人家抑制通货膨胀、自己则进口通货膨胀，伤害中国经济本身。另外，也要时刻关注地缘政治和世界形式，因为“任何市场都镶嵌在特定的政治框架和国际秩序之中。忽视了这一点，市场经济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在《怎样做大国》一书中，薛涌以其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阐述了对“如何成为一个真正大国”问题的理解。他认为，首先要从财富、能源、金融、住房等几个方面着手，因为它们是必要条件。另外，教育、文化的建设也不容小觑，它们是成为强国的充分条件。但即便如此，薛涌提醒人们注意，“本书虽然叫‘怎么做大国’。但大国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场景。书的核心是人，是中国人的生活。在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时，我要探讨的是这究竟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离开了人，经济总量在世界排第几并不重要”。也就是说，薛涌在书中有一个基本预设，认为安居乐业、衣食住行才是对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课题。大国成就固然重要，但百姓民生更是要紧。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薛涌在讨论“怎样做大国”时，并非一味地宏大叙事，而时常从微观细微处切入，例如，他写道“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管你生活在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还是在甘肃、贵州等落后的内陆地区，你最大的不安全感从哪里来？究竟是外国军队入侵、自己马上成为亡国奴？还是生了病去不起医院、干活拿不到工钱、下矿井一去不归、退休后丧失了生活来源、或者房子被人强制拆迁？”薛涌的价值体系实际上贯彻了儒家的仁政学说和民本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做大国的目的是做‘大民’，让中国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有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薛涌了写的不仅仅是“怎样做大国”，而且还有“如何要强民”。
薛涌：《怎样做大国》，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定价：39.00元。
二〇〇九年十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