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 Farewell to Alms”译作“应该读点经济史”多少显得有些词不达意。它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格里高利·克拉克写了一本入门读物，是用来普及经济学常识的。然而，事实绝非如此，这实际上是一本严肃的、且颇受争议的学术著作，对于国家贫富差距、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克拉克大有挑战经典之意，从早前的《国富论》、《资本论》到近期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国富国穷》。在他看来，决定人类穷与富的命运，并不是政策体制、地理环境或天然资源，而是文化传承。
一般认为，欧洲之所以率先引爆工业革命，是因为它早在17世纪便发展出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但克拉克指出，这些机制其实早在工业化之前便已存在，是它鼓励人们放弃狩猎或采集的本能（如野蛮倾向、缺乏耐性、不肯努力），接受经济习惯（如辛勤工作、勤俭节约和深思熟虑），方使文化产生缓慢而深刻的转变。并且似乎只有殖民及保安历史悠久的社会才能发展出上述文化特征及有效率的劳动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其它许多未能享受长治久安的社会来说，工业化则非天赐之福。不难发现，在克拉克的“既有史观”里，工业革命是人类在前工业化时代为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类似物竞天择、自然而然的结果，他的这一观点无疑驳斥了那些着眼于意识形态、技术创新或制度变革的种种论调，日后势必成为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
克拉克1957年生于苏格兰，197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在校期间主修经济学与哲学，后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就读，1985年取得博士学位。目前是加州大学Davis校区经济史教授兼系主任。克拉克著书不多，而文章常见于各类经济史期刊。那些文章文笔生动、内容丰富、观点透彻，更主要的是，克拉克身为经济学者很少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或经济学术语。这一点或许与他的学术路径有关，
就像学界著名的《跨学科历史杂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自1970年出版至今）会对克拉克的新书予以书评介绍，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其跨学科、多领域的方法论以及将历史观点引入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例如，为了挑战“制度是社会致富根源”的说法，克拉克从中世纪英国、波兰等欧洲国家中找到灵感，他指出，整个中世纪，英国缓慢地将自己塑造成快速经济变革理想之地。富人往往比穷人有更多子女存活，造成由上至下的流动：大商之下是小贩，小贩之下是工匠，如此等等。结果，中产阶级的诸多特性，如勤劳、节俭、重教传播于整个社会。而多数其他国家富人则没有如此多产。像日本武士阶级之中，平均每个父亲仅有略多于1个子嗣。又如，在谈及为何亚洲没有早早地出现工业革命，克拉克认为是当时一无技术二无资本的必然结果。此外，亚洲人不擅长高效地利用劳动力，即便是使用和西方经济体同样的生产设备，它仍需要配备更多数量的工人，因此也就无法获得更多的额外收入。另外，像消极怠工的习惯也是长期得不到发展的原因所在。对此，克拉克举了个例，他说甚至在1955年，11％的印度棉纱工人仍在发薪日后第一天旷工。
尽管上述观点难免会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感，但不可否认，克拉克确实开创了一个研究世界经济的新范式。在书中，他不仅仅是在谈经济问题，更试图从大堆史料中找到蛛丝马迹，以此来支持他“文化差异决定贫富”的论点。《纽约时报》曾给予该书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经济学领域的下一枚巨型炸弹”。这个“炸弹”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肯定其角度的新颖、观点的独特，另一方面，是对它可能引发的观念分野、学术争议表示担忧。
现在，我们不妨回头看看“A Farewell to Alms”应该作何翻译？对此，台湾地区的译法是“告别施舍”，我们认为它是准确的，是较为符合克拉克原意的。纵观全书，克拉克无非是想证明那些以为“靠外力介入（国际援助）就能消除一国贫困”的想法是错误的，完全是一厢情愿、自以为是式的臆断，真正决定贫富的还是得靠自己，确切地讲，得靠本国内在的文化和传统基因。虽说克拉克最终也无法破解人类发展的迷团，但他的写作能让我们更为接近有关“如何摆脱周而复始贫穷”的答案。
【美】格里高利·克拉克：《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中信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定价：45.00元。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