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内市场的扩大
国内市场的扩大，是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表征。而农产品一直占据旧中国市场的最大份额，它的市场变动成为研究者们谈得较多的话题。吴承明等广泛考证了各种资料，在农产品商品化的定量分析上有了新的进展。他们指出，粮食商品率在1840年时为10%、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呈不断提高趋势；但粮食商品量的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作物；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1840～1894年年均增长率不足1.3%，但比起鸦片战争前已大大加速，1895～192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6%，1920～1936年间约为1.8%，这表明近代农产品商品化虽呈加速度发展，但是总的进展速度还很慢，不能与工业的发展相适应。王相钦等提出，农产品商品化还表现在农业专业化区域的发展、资本主义农垦公司的产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等方面。一些学者具体考察了不同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情况，例如，刘克祥考察了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情况，将他得出的有关数据与上述吴承明等所作的相应年份全国农产品商品率的定量分析相比较，可以看出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如从翰香等关于华北地区、杨光震等关于东北地区、曹幸穗等关于江南地区、王笛等关于长江上游区域、刘文俊关于广西……的考察，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30]
有关国内市场贸易总值的估算，这一时期也有新的进展。过去美国学者D.H.珀金斯曾推算1900～1909年中国长途贸易额每年约8～10亿两银，加上进口约12～14亿两（约合17～20亿元）。吴承明估计1936年中国全部埠际贸易额约47.3亿元，比鸦片战争前的长途贸易额约增长43倍。王水认为珀金斯的推算有严重误差，他利用吴承明的研究成果，根据各行业生产情况推算流通额，经多方考订，他估计1900～1909年长途贸易额每年约25亿元。《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估计方法，该书分析了近代各个时期有利于国内市场扩大的条件及不利因素，分行业进行详细考察，用各类产品的商品量或消费量进行估算，认为全国埠际贸易额1894年约14亿元，比1840年增长1.5倍，年率1.8%；1920年约70亿元，比1894年增长4倍，这一期间年率6.4%，比甲午战争前高出了很多；该书还提供了1920、1936年国内市场分部门商品值的数据。之后，吴承明又用历年厘金收入、常关税等还原法和海关的土产埠际贸易统计估算了1869～1908年的市场商品量，并将上述估算按1870、1890、1908、1920、1936年五个基期汇总，得出五个基期市场商品总值（包括进口货）分别约为10.4、11.7、23.0、66.1、120.2亿两（规元），五个基期之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0%、1.14%、6.28%、2.89%，这些数据使人对近代中国国内市场扩大的状况有了大致的数量概念。[31]
也有学者用其他方法做估算，例如杜恂诚以国内工矿、运输等部门的产值及进出口贸易量等指标组成公式来测算，他参考巫宝三等所作1933年国民所得数据，估算1933年国内市场商品总值为108.6亿元；沈祖炜也估算国内市场商品值1905年约34亿元；1910年近10亿元，1920年近65亿元，1925年近85亿元。[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