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意识形态使命的“成都方式”
——读易中天《成都方式》有感
易中天品完三国，突然从历史的烟云之中来了个惊人的“软着陆”，开始关注三农问题了。由易中天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成都方式》亮相京城。这本书写的可不是成都的生活方式，而是谈成都市在城乡一体化和基层民主建设上的见闻录。
一个历史文化学者可不可以研究三农问题？
“我最害怕把人放在一个大一统的模子里面，一种专家型的学者一辈子只研究一本书只在一个领域，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易中天做了最好地回答。
学者走出象牙塔，开始落地关注民生、经济与政治，自然有其独特的角度与感受。从《成都方式》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易中天与当地官员的问答还是挺精彩的，其中一些对话记录也披露了成都政府对于城乡发展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是有一定的调研基础的，书中的一些见解将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盲点起到警示作用，而另一些对话将成为一种史料。当然通过该书，我们也隐隐约约看到了成都市急于创建一种模式的欲望冲动。
成都方式创造了很多概念，比如“顺包反租”，意思就是，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农民是地主，业主是佃户；就农业企业而言，业主是老板，农民是工人。一个租赁关系，一个雇佣关系，业主和农民互为老板。易中天认为这可能是生产关系的一场变革。
但紧接下来一官员的话就值得人们深思了。“我们痛下决心，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次性彻底解决搬迁问题和农村现代化问题。一劳永逸！” 对于这个最值得警惕的说法，易中天的思考就令人失望了，他担心的仅仅是政府从哪里来这么多钱的问题，而没有思考拆迁对农村文化的戕害，这与一个历史文化学者的身份极不相符。
在城乡一体化中，成都方式还创造了一套剑法，易中天戏称为“青城诀”。该剑法被概括为"六句话"、"三大工程"和"三个集中"。“ ‘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和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很明显，这三大工程全部都是针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个集中’也一样。所谓‘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其基本思路，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通过集约经营和转变身份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这么一套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剑法"不可谓不锋利，一旦实施后如产生如三门峡一样的后果，谁来负责？况且一口一个集中，一口一个工程的官场话语，读来让人不觉胆战心惊，很令人怀疑这样的城乡改革是不是一场拿全成都农民做牺牲品的政治工具，同时以土地换社保、换楼房的做法是不是变相的骗取农民土地的争论不绝于耳，本该最有发言权的易中天此时不但丧失了解剖能力，而且还对此剑法赞叹不已，令人费解。
第一是区别了成都方式与成都模式。易中天认为模式是规范、是模板；方式还是一种有待检验的措施；模式能推广，方式不能。可见易中天在命名该书时，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最后敲定“成都方式”，不但给自己大大降低了风险，也给成都市化解了风险。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成都的改革还是一种方式，国内其地方可以学，但成都不承担一切责任。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成都方式”在还远远没有成熟到“成都模式”的时候，全国已经掀起了一场农村拆迁运动，这到底是阳谋还是阴谋？
第二是辨晰了城乡一体化概念。易中天认为，城乡好比手和脚，手和脚虽不同，却是一体的，一体化绝不是把手当成脚，或者把脚当成手。这无疑是对叫嚣农村城市化论调的强力纠正。
第三是勇敢地质疑了“农民向城镇集中”的做法。易中天认为这等于是搞“集中营”。而地方官员却笑着说，必须遵守农民自觉自愿，强制的做法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能“软着陆”。最后一个词“软着陆”明明白白地道出了这种做法不管对与错，最终难逃被执行的命运。
总而论之，该书值得一读，值得所有关注三农问题的同仁探讨“成都方式”，易中天绝非那种充当地方政府代言人的人，而是出于一种学者的本能惯性，把目光扫向了三农。也只有一读才能明白，在“莫斯科共识”破产之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北京共识”，从当初的单纯经济发展，再次回旋升级到了意识形态的较量之中。（ 文/葛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