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对日常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普通妇女烧茶做饭、缝补浆洗、操持家务的世界,比普通男人的世界受到的损害要小,也就是说,只要有米可炊,有衣可补,头顶上有爿屋顶可以遮风避雨,她们的日子就一如平常。然而,在1930年,5个女人当中有一个女人———总数将近1100万———在家庭之外工作。这样的女人容易受到就业危机的直接伤害,尽管刚开始她们的处境往往相对要好一些,因为她们的工资较低,而且通常也更听话,从而受到雇主的青睐。
随着大萧条的继续,以及劳动力过剩,导致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对所有人来说都严重不足,女性的这种优势也就稳步缩小。那些在失业的回潮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女人发现,再找工作已经很难了,为了战胜“容颜渐老、韶华不再”的障碍,一场女性主义运动打出了“永远28岁”的欢快口号,强烈要求女性雇主们雇佣女同胞当中更老的成员,以平衡男性雇主对年轻、美丽的偏爱。
即使是在教师的职业中,她们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歧视。1931年,全国教育协会报告,有超过3/4的城市雇佣已婚女性。这一政策意味着更迅速的逆转。女性工人(无论在哪个行业)被认为是为了零花钱或补贴家用而窃取男性养家者的工作。
在家里,艰难时期导致很多城市女性迅速放弃了家务。在小镇和乡村地区,逆境的袭击有时候使得女人不得不重新捡起早已忘得差不多的古老手艺,从而给已经忙碌不堪的妻子们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些手艺多半是老祖母教的,很多家庭开始制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烤面包、做蜜饯、在熏制室加工食品并储藏在地窖里、用药草制药、染色和制衣。1931年,用以腌制食品的玻璃缸的销售量超过了此前11年中的任何一年,而对罐装食品的需求却逐渐减少。
但这种复兴是短命的,连最短缺的时期也几乎没有始终持续,因为即使是乡村家庭,也很少能长时间地维持对那些依然被欧洲农民所珍视的手艺的兴趣。收入的锐减,使得贫困家庭无缘于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比如报纸、杂志、电影,常常还包括像卫生纸、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观察者们往往轻松愉快地说到“居家过日子运动”；妻子们常常接一些诸如洗熨缝纫之类的活,烤蛋糕和馅饼拿到集市去卖,或者为搭伙人、旅行者提供膳宿,以此贴补家用,而代价却是牺牲自己的精力。小本经营的个体户可以开设驾车旅行营地、路边售货亭、美容厅、小商品店等。
中等城镇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特写镜头。商业饮食行业眼瞅着它们的生意减少了63%,家庭放弃了“上馆子换换口味”的奢侈行为。然而,或许应该补充一点:这并不是永久性的逆转,因为,随着好日子的最早征兆的出现,人们重新走出家门,出外享用美食,在20世纪30年代结束之前,餐馆的数量比家庭的数量增加得还要快。
在任何一个地方,服装都为经济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领域。男人的服装比女装更容易受到大萧条的伤害,因为,哪怕是具有最起码的骑士精神的感觉,你也会承认,时尚对妻子女儿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早在1930年,尽管女装和童装的产量只比上一年下降了13%,但男装的产量却比1929年的水平下降了25%,第二年下降了32%。既是为了经济,也是为了方便,更多的男性开始放弃僵硬的衣领、帽子、吊袜带和浴衣的上部。
就女人的服装而言,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了以更廉价的材料和做工大规模地模仿时髦上衣的潮流。而且,在经济压力下,平常人家的女孩子也倾向于自己动手,缝衣制帽,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930年9月的一份时尚报告,谈到了更长的裙子和更女性化的样式开始否定爵士时代轻佻女郎男孩子气的棱角分明,并预言“一次对更庄重的道德和举止的伴随性回归”。褶边、蝴蝶结、丰满的线条,宣告了1931年末对欧仁妮皇后的帽子和其他款式的重新发现。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描画得闪闪发亮的手指甲上得到了表达,这种时尚是1929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便从派克大街蔓延到了推销女郎和打字员。
在此期间,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懒人则在仪态上追求更好的时尚,倾向于“尽情吃喝、挺直腰杆”。短发赢得了持久的胜利,尽管爵士时代那种剪到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这段时期过去一半之后,发梢内卷的齐肩发型开始戏弄冠冕堂皇的老式观念,并与一种匆匆而过的时髦相一致,这就是在任何地方跟随“摇摆乐”的节奏跳舞的女孩身上都可以看到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束。宽松的运动衣是如此明显地被现代人所偏爱,以致于到30年代中期,裙子开始再一次升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而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的不拘礼仪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了美国的其他地区,在很多严肃古板的社区遭到抗议。街上穿的凉鞋以及晚礼服,为30年代后期的露趾鞋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只要大萧条依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节省,不仅仅是节衣缩食,而且常常还有住房上的节省。富人当中的节约包括关闭或低价卖掉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或者出让法国南方的别墅；中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退掉海滨或山区度假胜地的一幢租来的房子,并搬到镇上的一幢花费较少的房子或公寓(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与父母、公婆、岳父母和雇员“挤在一起”的情况不计其数。1934年1月,对64座城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的种类与境况中,“特大家庭”的数量所占比例从2%到15%不等,比例最高的是南方。大萧条期间,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口增长了1/6,乔治亚州与之相当。
大萧条发生后,父子间的紧张似乎都有增无减,如果后者过了自立之年以后依然没有工作的话。挣工资的父亲往往要重申他的权威,就好像年轻人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老板一样。在城里,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公寓楼或出租房里,这无疑加剧人们的坏脾气和挫折感。那些在不停地寻找更便宜住处的接受救济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频繁地搬家,尽管只要可能,他们就会牢牢地紧跟那些熟悉的老邻居。（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