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历史，灿烂星空，要论争天下之奇局，巨星闪烁之耀眼，当数春秋战国与魏、蜀、吴三国。春秋战国，满腹经纶的士人，经世致用、渴望建功立业者掀巨浪于王庭，谋变法于诸侯，修内政于士民，挥铁骑于原野；埋头著书立说、奔走传道者，摇唇于学舍，竞心智于万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基，诞生了各个学派的祖师爷，特别是出现了烛照千秋的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文圣”孔子。三国争霸，草莽崛起，豪强并立，风云际会，百变奇局。谋臣羽扇纶巾，“谋己”、“谋人”、“谋天下”，实践着饱读前人的经世致用之学，谋千秋伟业于乱世；武将横刀跃马，以“忠”、“义”、“勇”、“信”“立己”、“立人”、“立天下”，厮杀于阵前，扬威于战后，经过历代演绎特别是经“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罗贯中撰《三国演义》推波助澜，集仁、义、礼、智、信、勇为一身的草莽英雄关羽由默默无闻、军功并不显著的战将直线上升为儒、佛、道、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黑白人物无比尊崇的“武圣”，与“文圣”孔子并列且在草根阶层家喻户晓、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偶像，演绎着中国人的英雄情结，演绎着意识形态领域树典型为我用的历史轨迹，演绎着中国文化价值的历史符号。文学的推手何其大也！
“三国”之奇，首在“奇局”与“奇手”共推，在林立的战将中演绎出关羽这一中华民族的精神偶像。汉末乱世，群雄纷争，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将渴望建功立业的布衣英雄推向前台，使得关羽这位出身山西解良（今运城）的贩夫走卒，亡命天涯后与刘、张桃园结义， 在匡扶汉室的大旗下参与十七路诸侯的讨董战争，并在“温酒斩华雄”中一鸣惊人，展示百万军中轻取上将人头的高强武艺，蜚声各路诸侯，直到水淹七军展示战役指挥才能的人生颠峰。历史上的关羽战功并非首屈一指，经罗贯中集民间大成的演义，他仁、义、礼、智、信、勇集于一身，舍弃曹操给予的荣华富贵，不畏艰难千里寻兄突出了他的“仁”；桃园相交至死不渝，华容放曹、宁负军令以报曹操厚待之恩突出了他的“义”；秉烛达旦、守护皇嫂、万事不敢独专体现他的“礼”；夜读《春秋》、水淹七军突出了他的“智”；单刀赴会表现了他的“信”；“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斩文丑演绎了他的神勇。一系列绘声绘色的故事传说使他成了中国百姓英雄情结和中华价值观的文化符号。不同境遇、不同需求的人们在见仁见智的解读特别是在官方和儒、释、道树典型为我用和民间百姓寻求英雄保护的造神运动中，由人变成了神，享受不尽的香火，经受虔诚的跪拜。我曾到过梓潼县七曲山大庙，看到那里的关帝是金脸，悖于常识中的红脸，很是不解。后经人解释，才明白在这里认祖归宗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为表明他出身高贵、在成都当大西皇帝有历史渊源，认了供奉在这里的文昌帝君张亚子为“始祖高皇帝”，在张献忠为我所用的逻辑里，既然咱家祖宗文昌帝君是金脸，武帝关羽当然也应该涂成金脸了。为什么历代战功卓著的武将层出不穷，惟独关羽独享尊荣？究其原因，除了历代民间艺人和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文学传播奠定了他家喻户晓威名远播的基础，也是上至统治阶层下至黑白两道各取所需的解读结果。如北宋末年，国力日下，军力不振，金军挥兵南下，纸醉金迷的冗官和久不经阵的兵士难挡其兵锋，一败再败，以至国无宁日，宋室江山岌岌可危，“文圣”孔子已不堪用，急需树立一位在民间有广泛影响的忠勇战将激励士气、鼓舞民心，于是宋徽宗三次追封关羽为忠惠公、武安王、义勇武安王。他的王位历经两宋、元朝，至明万历十八年被神宗敕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地位再次上升。万历四十二年又被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并将关帝届定为武庙，由此，中国的精神偶像有了文武二圣。清代统治者对其更是顶礼膜拜。不仅统治阶层彰其忠义，儒、释、道三教也因其影响的广泛性，将其纳入自身体系以其身教扩大自身教义的影响。儒家认为关羽独得《春秋》大义，尊他为“文卫圣帝”、“武圣”。佛道两家也是将其纳入护法神，佛教尊为“伽蓝神”，道教敬为“关圣帝君”或称“三界伏魔大帝”。民间帮会供其为“主神”以彰显义结金兰、同甘共苦，生死相随，工商业者供其为招财进宝、守护家业的武财神。关羽如此广泛地被各个阶层、各个行业接受，成为广受香火的万能神和中国百姓的精神偶像，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关羽身上具备中国文化价值的道德光辉。其次在于民间艺人特别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栩栩如生的描绘将他的忠义神勇、知恩图报、知礼重诺、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性格依附于一个又一个诸如“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 骑”、“刮骨疗伤”、“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生动形象的故事中声名远扬，成为中国百姓英雄情结的文化符号。再就是他身上的道德品格、文化价值契合了人们构建人际交往的道德秩序的内在需求。孔子之成为“文圣”，正是由于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学说构建了封建统治者需要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人伦秩序。而历史上一些战功卓著的忠义战将比如秦叔宝、岳飞等等经文学演义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秦叔宝成为守护老百姓家门的门神，一些地方建有岳王庙祭祀岳飞。特别是岳飞，是兵家精忠报国的精神偶像，汉族老百姓心中赤胆忠心、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在成为“武圣”的路上是关羽最强的竞争对手，但他“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情壮志并不符合入主中原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胃口，缺少国家机器这个最强大的推手，因而在树立身教偶像的过程中让关羽胜出。马背得天下并不能在马背治天下，清王朝用关羽这个精神偶像融合汉文化缓和民族关系，因而“武圣”造神运动在清朝达到了顶峰。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这里得到了惊人的解释。修身、齐家、平天下，关羽身上的美德是一把精英草根、三教九流都用得着的道德尺子，关羽自然成为谁都想立想拜的神。
三国之“奇”，既“奇”在它昭示刘备、曹操这类草根英雄打败袁绍、袁术这类世族豪强的历史必然性，又“奇”在它塑造了围绕在英雄霸主之间“谋己”、“谋人”、“谋天下”的知识分子群像，让我们更生动、更形象地看到了将满腹经纶售与明主、以期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理想的流淌着春秋战国士人鲜血的谋臣布局。为什么像张仪、苏秦那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先秦士人相比三国谋士暗然失色、未留下诸葛孔明这类羽扇纶巾妇孺皆知的“智圣”形象？用大文豪鲁讯的话说，三国“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辩说。”简言之，三国的奇事、奇局尤宜于“奇手”相推。
“三国”谋士，既有诸葛亮这类士为知己者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棋高一着的战略家和一线指挥员，又有诸如程昱、郭嘉、鲁肃这类良臣择主而从的谋人高手，也有徐庶之流因孝而舍弃事业，终身不为曹操献策的悲情君子，也有陈宫之辈为道德操守选择艰难道路的谋臣。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光辉灿烂的士人群体。孔明一出，三分天下的格局立时清晰，刘皇叔屡战屡败的命运立马扭转，这是何等的高瞻远瞩！救过曹操之命的谋臣陈宫，本认为曹操是个建功立业的良主，但在他杀吕伯奢全家之后说出“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话语后毅然离去，宁肯选择扶持吕布这类心智犹如小孩的匹夫。这是何等的悲情！程昱看出刘岱是个废物，数次被招而不应；郭嘉投入袁绍怀抱数十日，便看出“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一经荀彧引见曹操，便“一见钟情”，大发感慨：“真吾主也。”鲁肃早年仕于淮南袁术，见袁术难成大器，便毅然举家迁徙，投入孙权大营。这是何等识人矣！试想，一个谋臣不能识人，怎能“谋己”、“谋天下”？识人心，定人情，是出奇谋险招的先决条件。比如曹操与袁绍相战于官渡担心孙策背后袭扰许都使其丧失北定中原的根据地而举棋不定，郭嘉分析道：“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雄豪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既看外因，又析内因，一下子给曹操吃了颗定心丸。后孙策果然在行猎时毫无防备地被刺客伏击，死于刺客之手，应验了郭嘉入木三分的分析。这位既有战略眼光又有战术策略且能根据对手的性格特点、行事方式兵行险招的谋臣深得曹操喜爱，以至赤壁战败后，曹操大发感慨：“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说得一帮谋臣无颜自立。遇明主则大展宏图，一策定乾坤；明珠暗投，则空怀济世之才，这类的悲剧谋士在袁绍这类“好谋寡断”的昏主手里只有悲惨的结局。比如同为提出迎天子号令天下的奇才沮授与荀彧，一投入袁绍大营，一投入曹操怀抱，前者提出此计较早，但袁绍弃而不用，失去了政治上的制高点。曹操一听，则加以采纳，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袁绍迟迟不定世子，分封四子，听任其明争暗斗，沮授谏言必祸起萧墙，极力劝阻，袁绍又当耳边风。良臣未遇明主岂能大展身手？试想这类谋臣在知遇之恩与择主而从之间倍受道德的煎熬，是怎样的悲情？当然，也有敢爱敢恨者毅然投奔明主，典型如最受刘备宠信的谋臣法正，在益州为官时料蜀主刘璋难成大器，西蜀迟早会易主，与其让其落入奸雄手中，还不如早迎明主入主，便暗迎刘备入蜀，夺取蜀地。后又助刘备夺取汉中，策划汉中之役，谋得了这块进可攻退可守的蜀中北方门户，使刘备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以至曹操大为感叹：“吾收奸雄略尽，独不得法正邪？”当然，无“谋人”之才，无“谋天下”之心，一味地“谋己”，也终难成大器，难逃身首异地的下场。典型如袁绍谋臣许攸，纵任家人贪腐，不容异见同僚，本身就有道德上的污点，官渡之战中，见家人犯法被拘，便转投曹操，献计偷袭乌巢，为曹操赢得官渡之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势利小人的本性使他居功自傲，助曹操打下冀州后大呼曹操阿瞒小名，扬言没有他曹阿瞒怎能进得这座城？沾沾自喜之时便是命丧黄泉之日。法正与许攸的转投，一为公，一为私，一自身正，一自身不端，结果自然不同。文人不贪财，武人不惜死，这是政治清明的根基，袁绍不识人，谋臣虽众但又莫衷一是，听任其争宠争权，又非常不明智地在战争中激变小人，其失败也就必然了。反观曹操、刘备、孙权，招贤纳才，当断则断，使谋臣才尽其用，武将各得其所，成功也就必然了。
“三国”之“奇局”，又一奇在三国故事的传播中由于作者尊刘贬曹的政治立场，视刘备为正统，使得曹魏、孙吴的文臣武将在关羽、孔明的星光掩盖下失去了其应有的光彩。这样，既突出传播了作者称颂的普世价值，又体现了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比如赤壁之战本应“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周瑜占主角，作者却为了突出刘营中孔明之智，设置了系列高人一筹的小故事，周瑜缺箭了就有了孔明的草船借箭；火攻曹营，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就有孔明七星坊祭风，一下子让风向转为利于周瑜的进攻，简直是缺什么孔明带来什么，这样处处高人一等，使周瑜生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无奈感叹。 老成谋国的鲁肃也被罗贯中写得唯唯诺诺，其实他的战略眼光并不逊于诸葛亮，一见吴主孙权就提出了类似《隆中对》的《榻上策》，料定汉室不可复兴，劝孙权立足江东，与刘表、曹操形成鼎足之势，再视情势兼并黄祖，讨伐刘表，据长江之险，与曹操划江而治，两分天下，进而再图中原，成就帝业。为江东确定了立国之策。虽说鲁肃没有像曹操那样看清刘表的徒有虚名，但他在刘表死后荆州出现变故之时，很快看清了刘备的战略结盟价值。在赤壁之战中，他是孙、刘联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牵手人，夹在诸葛亮、周瑜两个顶尖国士的明争暗斗中，处处维护孙、刘联盟这个大局，但《三国演义》中只见他的憨厚，不见他的智慧。反而在关羽的单刀赴会中，为突出关羽的信义与神勇，忽略了他索取荆州时的义正词严讲得关羽无地自容，将他描述成听凭关羽摆布、在杀关羽问题上当断不断的弱者，星光暗淡。假设《三国演义》由一个尊吴的作者来写，鲁肃之智何至于此？而“生子当如孙仲谋”被后世文人反复咏叹的孙权又何至于在刘备的满口仁义、求才若渴中暗然失色。再说历史上关羽战败降曹本是件不光彩的事，但在作者笔下，他“降汉不降曹”的“三约”，再加上后来闻知刘备下落，挂袍封金，富贵不能移，为寻兄不辞千难万险，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反而更突出了他的忠义，使降曹丑事变成了义重如山的千古美谈。在典型的塑造中，作者的世界观深深影响着历史事件的取舍，事件传播也就迥于正史而峰回路转。
汉后三国与春秋战国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群星灿烂、群雄纷出的乱世，虽说那些英雄霸主、谋臣武将只是春秋战国学说的实践者，虽说“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但深深烙印在中国百姓心中的那些人、那些事，留给我们无数巨大的惊叹号，注定要陪伴着我们始终，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活。一部《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相得益彰，是成功与失败的形象解读，是设谋、用谋实现士人梦想的试验田，是草根阶层崛起的教科书，是世家豪族没落的解剖刀，是世道人心、中国文化价值的深刻透析……《三国》留给我们那些脍炙人口、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人君、贤臣、悍将，在世人的不断解读中，在中华文化的灿灿篇章中流光溢彩，谋臣的低头沉思，武将的冲锋陷阵、明君的招贤纳叛、昏主的迟疑生变……演绎出多少热血沸腾的故事！那“三国”的厮杀声注定要成为中国老百姓挥之不去的鼓声，那位被上层社会、草根阶层、三教九流广泛接受的“武圣”关羽，注定要在中国社会的生活中为中国百姓留下千古不朽的身教典型和精神偶像。这些又岂能都付笑谈中？怎能不思索《三国演义》带给我们的烙印是怎样悠长而又形象地阐释着文学传播、文学教化的力量？怎能不思索《三国》中彰扬的那些普世价值怎样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人伦道德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