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1885——1968）是当代新儒家的开创性人物。他却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其学历只有半年乡塾和三个年头的学佛经历。他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塾师之家，贫困的家境使他八岁就开始为人放牛；而父亲的早逝不仅使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也使他过早地成为一个“野小子”，所以十七岁就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十年间，熊十力也由最初效力的武昌督政府辗转至广州的大元帅府。但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其最深切的体会却是“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熊十力全集》第一卷第659页），于是有“革政不如革心”之叹，于是也就有了“濂溪而后我重来”的志向。
1919年，他书信结交当时执掌北大、创始“进德会”的蔡元培，又结识了与他有相近经历的梁漱溟，并接受后者的建议赴金陵内学院学习唯识宗，由此开始了其“十年磨一戏”的《新唯识论》的撰写。说到著述，熊十力既不是同代学人中笔耕最勤的，也不是著书最多的，但如果说用心深细、用思艰涩，则又非《新唯识论》莫属。其第一稿撰写于学佛期间，此后，1923、1926,至1928年已经有4稿写出，经过1930稿直到1932年，才形成文言文本的定本；又经过12年的磨砺，到1944年方形成语体文本的定本。说到用心，在撰写《新唯识论》时，他曾为自己题一座联：“道之将丧也，文不在兹乎？”，由此可见其人的自负与担当；说到心不旁骛，他在北大任教的数十年中，每周只上两节课，且只在家里上，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可见其用心之专与用力之勤。1944年，就在其《新唯识论》语体文本问世的当年，中国哲学学会授予其最高奖项：一等奖；而贺麟、谢幼伟也先后发表评论和介绍性文章，公认是抗战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
说到具体内容，《新唯识论》实际上是借助唯识宗之宇宙论框架，以展现儒家“大易”之“尊生”、“健有”的创生精神，并以之抗衡于唯科学主义的西化狂潮。所以一开篇，他就明确写道：“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熊十力全集》第二卷第10页）。所谓“非知识所行境界”，即明示科学乃至一般所谓知识都只停留于形下之知性层面，无由进入形上领域；而所谓“反求实证”的“相应”，则不仅坚持传统的治学进路，而且在他看来，也只有反求实证才能真正进入形上超越的领域。显然，这是以传统的治学进路对当时唯科学主义的扬弃。至于其探索指向，则由他的“明宗”作了明确表达：“真见体者，反诸内心。自他无间，征物我之同源。动静一如，泯时空之分段”（同上）。这就是熊氏依据儒家“大易”精神对宇宙本体的勾画和描状，所谓“动静一如，泯时空之分段”自然指本体贯通动静而又超越时空的性质；而所谓“物我之同源”，则是指本体超越心物二元、超越主客对立的自在状态。由此以往，“唯识”、“转变”、“功能”以及“成色”等层层递进而又层层斟酌辨析，终于形成了一个体大而用精的宇宙论体系，最后则落脚于做人之“明心”。而他晚年的几本著作，从《乾坤衍》、《体用论》到《明心篇》，实际也都由其《新唯识论》所创造的宇宙论体系演化而来。
从学理的角度看，《新唯识论》无疑是20世纪最富有创造性的哲学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