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相权的博弈,在中国国家治理史上是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唐宋两朝就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他在中国历史上可算个浓墨重彩的人物。由于历代文人的演绎，人们大都知晓他与杨贵妃之间的恩恩怨怨，但对于他在早期的政治生活中，以“瘦了我，肥了天下就好”作处事原则，就知之甚少了。他早年擢用了自己非常敬畏的韩休作宰相，君臣之间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唐明皇每次感觉到自己做错了事之后，就要马上问身边的近臣，韩休会不会知道？往往他还在担心，韩休的谏议书就来了，以至于近臣评议，皇上用了韩休之后瘦多了。此时的明皇开明、有为，听到近臣的话，他当即表示：没关系，瘦了我，肥了天下就好。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皇帝怕大臣的故事。中国独特的政治组织结构，一方面使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孕育了大量拼死“犯颜诤谏”的直臣，使皇权得到了一定的监督和制约。考察唐明皇的政治生活，他早期励精图治，跟他提拔了一些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很有关系。他曾要提拔姚崇当宰相，姚崇以十点要求作为出任宰相的条件，其中就包括要能容忍忠臣的犯颜直谏。明皇一一答应，他说：他不仅能容忍忠臣的诤谏，而且能够按照忠言去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帝制时代，国家和民众是帝王的私产，君临一切的皇帝的个人品格和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早年的明皇天下利益至上，能自觉地将皇权置于忠臣的监督之下，从而避免了大量的失误，所以他开创了“开元盛世”。
但是，在唐明皇的晚年，象张九龄、韩休这种敢说真话、肯提反对意见的人没有了。正如诗人晁无咎所咏：“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唐明皇浑号李三郎）沉醉打毯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皇权失去了忠诚之士的监督，明皇为所欲为，政治开始走下坡路，终至于爆发了标志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他在逃窜入川之时，大发感慨：恐怕现在要找象李林甫这样的人才都找不到了。李林甫是公认的奸相，明皇的这种感叹包含了多少辛酸和痛苦。由于皇权至上，因言罹罪遭致杀身之祸的直臣强化了“祸从口出”、“莫谈国是”等等明哲保身的经验，像韩休这种敢于逆皇权意志的忠臣在封建历史长河中裸身而出，特别显眼。由于此类犯颜直谏的大臣全身而退者很少，曲意奉承、阳奉阴违的李林甫之流便浮出水面。他们当面讨好，背后弄权，游戏官场，强奸民意。如果这两类人都没有了，政治也就死水一潭。人民往往把政治的混乱归咎于奸臣当道，便出现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其实乱象的根源仍在皇帝。
历史已成陈迹，皇权已属过去，但唐明皇的行事也留给我们许多启迪：做主管者，只有自觉地将权力置于舆论的监督之中，根据民意校正自己的行为，才会使权力避免滋生腐败，才会有所作为。同时，明皇的感慨也是对国家少有忠臣的悲鸣，为避免明皇式的悲剧，主管们应注意培养敢说真话，对单位忠心耿耿的干部。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人部下者，应善于、敢于通过舆论参政、议政，自觉监控权力的运作。明皇怕韩休，怕的就是舆论。如果像韩休那样的人多了，权力的运行就会朝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发展。可以说，韩休代表的是公众意识和社会视野，他要讨好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所以他能逆皇权而能成为“出头鸟”。可惜“出头椽子先烂”的现象使他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不能成为社会主流，皇权至上拖延了整个中国的发展进程。
（图为四川省工商学会副秘书长邓清源在四川大学工商系统领导干部能力培训班上讲授战略传播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