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二十年究竟带来了些什么?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最能说明问题，从排队买肉、买自行车，到排队买认购证，乃至现在排队买房子，经历了一个看似平淡却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二十牟改革的成果是辉煌的，但是在辉煌的同时，也把很多问题和矛盾释放了出来。有人对中国社会未来十年作了三个判断：利益格局从未有过的大调整，经济矛盾出现从来碰到过的难题，思想冲突最为激烈。二次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1．为什么是“二次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计划经济的堡垒中开始的，在改革初期，主要的阻力来自于观念，“解放思想”因此成为改革前进的冲锋号。二十年改革的进程在经济学上可以称之为“帕累托改进”——“一部分人先富”并不以其他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为条件。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把改革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社会各群体都不同程度地从改革中受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全面受益的改革走到了转折点。逐渐出现的利益分化使改革只能在获益群体和受损群体之间左平右衡，在经过了五年多的政策尝试之后，再次回归到全面改革的路径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二次改革是第一次改革的必然延伸。
第一次改革总体上说来是“打开盖子”式的、以“放”为首的改革。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从改革国企到发展民企，从对内开放到对外开放，从计划到市场，都是以打破原有的框架，为主，这种先外围后核心的作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时至今日，国企三年脱困基本实现，农村面临二次包干，引进外资进入新高潮，第一次改革的目标已基本达到。
外围能改易改的都已经改了，剩下的核心敏感问题由于和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既得利益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由于新变量出现带来的路径困惑而逐渐堆积下来，当这种堆积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新的质变。二次改革应运而生。如果说二十年改革是以“破”为主，那么二次改革将是以“立”为主，以全面建设的方式推出，这意味着改?锝⑸淮纬沟滓庖迳系拇笞唬械乃悸泛妥龇ǘ冀谋洌嵴嬲ゼ暗礁母锏暮诵奈侍狻?lt;BR>
2．二次改革的切入点
农村是二次改革的首善之期。在城市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之际，农村却无形中被排除于市场化改革之外。而农村自大包干以来积聚下的许多矛盾，如今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可谓牵一发动全身，目前一些单纯立足于为农民减负的政策只能作应急之用，对如何破解农业有效需求不足、解决农民急迫的增收来说却是乏善可陈，所以在没有出现深化农村改革的综合措施之前，任何单兵作战的方案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国的农村具有特殊性，只要大环境中的各种条件具备，一旦有相应的重大举措，就会使之爆发出强大的生产力，形成一次快速成长期，并持续相当长一个阶段。这种特殊性使得农村往往成为中国巨变的首善之期，农民始终是改革的拥护者和推动者。最朴素的利益诉求支撑着改革走过了二十年，现在快要撑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二次改革首发于农村并非偶然。
政府改革推上前台。近二十年已经有过三次比较大的政府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搞了二十多年，可以说现在对改革的目标和大方向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了。但是，对于政府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内容还缺乏一个清晰的思路。迄今为止，政府体制改革虽然已经感觉到了问题的存在，也准备针对具体问题采取一些措施，却一直还停留在一些比较表面的、极其有限的目标之上。没有达到对问题本质性的认识，也就很难明确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所以三次政府改革最后都只是落脚到机构的裁并和人员的重组，并没有解决政府职能定位问题，一段时间之后，机构、人员重新膨胀，问题又回到了原处。然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和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政府改革已迫在眉睫，正如小平同志所言：“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所以说，政府改革已经被推上前台，并将成为二次改革的重中之重。
从特区到增长极。二次改革的到来预示着特区时代的结束。随着人世，全面开放、全面市场化将取代以往圈地试点的做法。当年建立特区的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已让位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特区的示范效应也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因此，区域经济的突破性变化是推动第二次改革的支柱力量之一，并将由此带来中国区域经济和增长极地的联动整合。新的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将直接冲击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构架，市场统一必将带来跨地区规划管理事务的增加，并可能由此引发行政机构的调整或合并，这又将为政府职能转换工作增添新的内容。
全面对内开放的提法，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这在宏观和行业政策中都有体现。如改革历程的一贯路径，金融领域仍没有确实的动作，创业板市场推出日程一拖再拖，而民营银行的合法性还在舆论的襁褓之中。邓小平曾说过，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金融。然而后来的改革路径恰恰在此核心外绕圈子，始终没有进入市场经济的核心地带。那么，这种打“外围战”的原由何在?这种改革路径能否持续下去?
2000年年末，我国银行总资产超过10万亿，舆论公开报道不良资产占到20％(有资料认为达到40％)。从不良资产分布看，四大国有银行和地方性信托投资公司(如广国投、中农信等)占绝大部分，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坏账率极低，如民生银行，华夏银行。这表明，银行产权结构与不良资产分布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从历史时段看，1993年之前，四大国有银行产生的不良贷款不到其中的1／3，2／3是1993以后的。这表明，不良贷款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无关，而跟1993后的宏观经济管理和体制转型有更多关联。再从地域上看，地区间不良资产的趋同性，就是说，四大国有银行在某地一赢俱赢，一亏俱亏。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工、农、中、建的赢利行都在上海、北京、深圳、浙江和福建，而湖北和广州都有巨额坏账产生。这表明，不良资产和银行的内部管理水平关系不大，而跟地方政府的关系相当大。
通过对分产权、分时段和分地区的分析，可以初步下这样的结论：金融领域的改革滞后，尤其是1993午后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管理措施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是导致金融困境的根本原因。金融系统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不良贷款上，而这些贷款的婆家正是国有企业，因此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策略应是金融困境的直接原因。1994年开始推广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但其中的“产权清晰”仍然停留在国有或国有控股的范围内，并且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市场竞争，而不是产权”。直到2000年初，才在实践的逼迫下推出“国企有所退有所进”的战略性改革思路。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从短缺到普遍过剩的大转折，而宏观经济政策仍处于“拯救国企”的思路上，随着国企效益普遍下滑，国有银行也一起“落水”。可以说，金融改革沿用井受制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并在此路径依赖中积聚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相对于国有实体经济的改革步伐，银行系统改革几乎停滞不前，仍停留在计划管理的手段上。银行成了政府的出纳处，主要功能就是执行政府经济政策，也就是扩大放贷，1993午后四大国有银行每年贷款增加迭7000亿元—8000亿元。这样，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地方领导就有了“结合点”，地方政府希望当地能得到更多的资金，而银行的地方领导则可通过大量贷款“为当地作贡献”，从而既能弄到实惠，又能得到保护伞。建设银行广东省恩平市支行行长，在恩平制造了二十多亿坏账，结果竟变成了副市长。总理发火，要拿他治罪，这事竟拖了近五年才得以解决。原因在于已故的广东省委书记在当时保他，认为其对地方作出的贡献很大。
现在开始搞“债转股”，也就是把国家的债权变成股权，结果是一样的：只要国有企业体制不改善，效益不提高，国家的钱还是收不回来。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早就预言过：中国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和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是一码事，终有一天，政府要把它转掉、兑付掉。今天的“债转股”就是在沿这条路往前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统一的产权制度和政府的干预行为(此两者等同)。由此看来，“债转股”不过是障眼法的把戏，无法治愈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问题，新增不良贷款的持续增加就是证据。继续绕道“国有产权”的改革思路，已经无路可走。改革已经进入到市场经济的核心地带——金融，这将是下一步改革无法回避的难题，也将是中国第二次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传统手段的穷尽就意味着金融大发展的到来。一旦金融领域推倒“体制之墙”，发展空间自会显露，这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概括：
(1)高速成长的民营经济。从事金融服务的瑞银华宝的分析人员指出，中国私人企业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6％，而银行对他们的借贷款只有1％，远低于美国的30％以上水平，发展空间很大。同时，民营经济超过20％的成长速度有能力给银行提供稳健的回报。
(2)消费信贷升级。房地产金融和汽车金融都将在近年出现热潮。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时，是一国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的黄金阶段。2000年，我国人均GDP接近800美元，而部分地区如上海则高达4180美元，加之我国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期，房地产消费信贷无疑前景广阔。紧随其后将是私家车信贷的升级。
(3)企业金融时代的到来。经验表明，实体经济在完成行业竞争之后将会涉足金融领域，如跨国公司GE的利润有50％来自金融运作，加速企业内部资金运转是其公司最重要的管理职能之一。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金融将成为产品销售服务的一部分，不仅有利于自身产品的市场拓展，还将获得资金头寸的贷款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