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很少人会怀疑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我们的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我发现有三种与这一概念有关的情况可能是确实的：一、底层社会的很多人从未学会自如地在谈话中说出“社会转型”这一概念；二、很多懂得把它说出来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思考过它的含义；三、既会说也思考过它的含义的人，在各自的理解上和愿望上的差异恐怕比他们与第二种人的差异来得更大。事实上，喊着“社会转型”这一概念的人已经有两三代了，但是社会好像还是转不出一个应有之“型”。倒是在人们意料不到的其他地方，竟然“忽如一夜春风来”，不管是否马上“千树万树梨花开”，毕竟是在春天里与民主和自由有了约会。
从现实中看“转型”，路漫漫其修远兮；多少年后回眸论“转型”，总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在现实中拼搏的人对“转型”之变冷暖自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却是透露出各种思潮交锋的真实状况。在2004年发表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问题》中，作者更关心的是转型期的精神文化问题。从文章归纳的现象来说，问题并不复杂，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物质主义盛行，精神文化追求衰落。但是从价值判断和寻求出路来说，“我们的难题是必须在各种难于兼顾的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和保持平衡，确定优先顺序”（第183页）。但是在实际上，这里的“我们”和“必须”究竟具有何种真实的意义，仍然是一个问题。因此，作者接着说，“我同时坚持，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机会和平等发展权利，是最根本的价值标准。”（第183-184页）这就是说，无论“我们”是谁、为何“必须”，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在社会转型中具有首位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确需要不断重读自由主义，不断审视自由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
中国目前的社会公正和平等问题，主要是赤裸裸地掠夺、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引起，原因如此简单明了，诊断和救治方案（从理论和逻辑上说）也应该简单明了。掠夺和偷窃必须制止，权力不能滥用，这是每个公民都应持有的立场，与自由主义还是平等主义的理论分歧无关。”对社研究会转型必须关注社会变迁的问题，而无论从“谁是病人”、“何谓身体”到诊断与治疗、福利与保健，几乎社会生活每一块切片上都可以折射出社会变迁的云霞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