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每次读到一些讨论中国现实问题的书籍或文章的时候，我都会萌生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人——当然是精研过大量材料、做过深入的理论与现实思考的专家学者——来为我们对现实以及现实所托生的历史背景、脉络进行解读？我想象中的这种解读应该是严谨、公允的。每个解读者自然是成一家之言，有而且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但这一家之言又是建立在对材料的大量占有，对学界的研究成果的熟悉、分析、批判和融通基础上。它远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来得公允、透彻、切中肯綮，但又要对老百姓的所感所惑、所思所想的话题有回应和引导。同时，这种解读又是整体、跨学科的，对一些问题，尤其是那些贯穿于社会生活、萦绕在我们脑子里的关键问题，应该尽量挖出历史与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关联，给我们以庖丁解牛般的解答，因此这种解读就有必要超出个人的视野、学科的分立，甚至是学术话语的阈限，成为一种开放式的探讨和对话。
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我们请来了三位学者——社会学家黄平，经济学家姚洋和文学批评家韩毓海，以对话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解读，带来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最新思考。现实中国面临着诸多问题：可持续发展、效率与公平、三农、城市改革、下岗失业、城乡分治、东西均衡、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环境保护、文化建设、道德重建……问题如此之多，头绪如此纷繁；另一方面，“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词，不断跃现在政府人士的讲话中，盘桓在知识分子的脑海里，也同样撩动老百姓的心扉。这样一场对话应该从何处入手呢？
我们的先贤说：“以史为鉴可以明兴衰。”几位学者正是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历史，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历史图景，踯躅于现代化门槛之外的晚清、试图自强却终不能摆脱“二半”社会的民国，让我们看到中国是如何走上共和，走上革命，历史又是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而学者们以翔实的史料梳理出的共和国历史，工业化、农业合作社、大跃进、十年文革、1970年代的调整、1980年代的奋进、1990年代思想界的分野与论战……引导我们去理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转折，1990年代以来波诡云谲、步步雷区的改革之路。
我们的先贤又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几位学者都是能放出眼光，能走出去的，从美国的市场经济、欧洲的福利国家，到印度、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自决，都能纳入他们的视野。对话贯穿着对诸如“民主自由”、“市场化”、“全球化”、 “民族－国家”、“第三条道路”……的考辨与剖析。
在对话中，学者们不时信手拈来桩桩件件的史实、案例，体现出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同情之理解”；时而也精细入微、侧入旁出，以强韧的理论思维与务实精神解剖现实，眺望未来；时而又各据其理，就某个问题发生尖锐而不失温和的交锋……
而这一切，又都围绕着全书的一个核心话题：我们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现实的中国？我们将如何获得一个发展的中国、和谐的中国？在此意义上，现在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和预测的恰当时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国家最大的关键词就是“发展”：国家的改革开放是为了求发展；在个人生活领域，发展也是我们的关键词，简言之就是富裕起来，迈进小康。“十六大”以后，我们在“发展”这个依然是最大的关键词之外又加了几个关键词，我们在“发展”的前面加上了“可持续”和“科学”，加上了“和谐”。这种变化，除了表现在国家的方针大计、发展战略上，其实也深入到个人生活领域。个人的发展同样存在可持续和科学性问题，个人的生存状态同样存在和谐问题。面临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每个个体都会不断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和谐就是调解和处理自我和他者、物质与精神、理智与情感、短期与长远等等的差异与矛盾，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完美和幸福。因此，科学也好，和谐也罢，既关乎国家的前途，也与普通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几千年来，中国从没像今天这样重视和呼唤参与，呼唤“有话好好说”式的表达与讨论，而参与和表达是需要有知识和认识的前提的，需要对历史的理解和清理，对现实的归纳与把握。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浪漫想象又热情拥抱过“启蒙”、“西方”以及“现代化”；1990年代，我们期待又焦虑，前行也反思，高蹈而又不无心虚，激烈争论却往往难以达成共识。时至今日，我们应该能获得一种高度和自信，将所有这些化作认识、行动乃至情感的财富，而不是重负，开启更为切近现实的、在多元和开放中找到建设性共识的讨论。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是——
一本让知识分子打开多个窗口、看到不同思想“风景”的书。
一本让老百姓理解共和国与改革开放的历程，认清我们将去往何方的书。
文：易 晖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