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在汉语里是“钱”的雅称（英文里可以说“货币”与“钱”是一个词：money）。一千五百年前西晋文人鲁褒在《钱神论》中有这样一种描述。
文字生动简练，引述如下：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以读书，然后富贵。……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谚曰：“钱无耳，可暗使。”又曰：“有钱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上述文字中开头几句说了有关钱的一些表面特征，其余都是谈论钱的神奇力量。这里关于“钱神”或“神钱”的种种表达后来都演变成俗语中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钱神论》及其所有类似的说法或想法都是关于货币(钱)所代表的社会财富及其持有者所拥有的力量。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关于货币(钱)的购买力的描述。市场经济中，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货币，越来越多的人为货币而工作，人们持有的货币数量越来越不平均，货币作为财富、购买力或社会资源的集中象征便会对整个社会的心理情结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鲁褒的《钱神论》或许代表了前人对这个现象的半客观半文学性的概括。
但这距离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货币概念相差甚远。货币所体现的财富的重要性根本就不同于货币本身的重要性。如果对货币重要性问题的回答混同于对货币所代表的财富的重要性的回答，那么，回答者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一个普通的商品拜物教者或货币拜物教者的地步。
那么，货币的重要性在哪里?在前不久去世的货币理论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看来，古往今来的货币都是某种具有迷人外观的事物，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们很容易受到这些迷人外观的迷惑而做出不正确的决策，这些决策一旦形成却会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而难以弥补的不利影响。或许，我们可以用另一句稍有些拗口但简明得多的话来表述相同的意思：货币(钱)的重要性在于它的重要性会随着对它的重要性的不当使用而改变。
弗里德曼一生著述巨多，单单冠以“货币”标题的书籍就有十余本。在这些著作中，有的是纯理论性的研究，有的是对历史材料的系统性统计分析，还有的是史论结合的通俗性读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著作都紧紧围绕一个主题：货币为什么重要?与这个主题相关的问题包括：已有的货币认识出现过哪些错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错误?这些错误带来了什么危害后果?他的《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是一本半学术性半通俗文集。这部文集汇编了几篇他早先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货币史论文。这些论文分别述说历史上的一些故事。
一个故事说一八七三年美利坚合众国议会通过了铸币法案。在该法案的草稿中曾有“银元标准”字样，后来正式通过的文本却删去了这个词语。由此，合众国便抛弃了白银货币，进入到单一的金本位制。在白银货币支持者的眼中，这个事件是“一八七三年罪行”。弗里德曼倾向于同意说，这个事件本身带有偶然性；但同时也指出，合众国过渡到单一金本位制这一事件给后来的物价走势带来了重大影响(即从一个方面促成了十九世纪末最后二十年中的通货紧缩)。
另一个插曲是，在经历了上述二十年左右的通货紧缩后，自由铸币思潮重新在美国流行。当时的一位总统候选人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恢复白银货币地位、重返复本位货币制度的主张。这位才华横溢的总统候选人在多次竞选中声势夺人，大有问鼎白宫的希望。但是，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件小小的事件改变了他的政治命运，也结束了银本位制在美利坚复活的可能性。这个小事件是两位苏格兰科学家刚好在那时发明了可扩大黄金产量的氰化法。世界黄金货币供给量恰恰也显著增多了，通货紧缩开始让位给通货膨胀。细究起来，这两位科学家的活动也受到了此前金价上升趋势的刺激性影响。
合众国内部的白银利益集团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政治竞争过程中显然没有取得上风地位。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罗斯福总统新任期间，他们取得了一次成功。这就是促使国会通过了《白银收购法》。
弗里德曼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一件在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中看上去不那么起眼的货币事件却带来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在合众国通过《白银收购法》的同时，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碰巧在此前开始实施新的银本位制度。国际银价因美国《白银收购法》而升高，大量白银从中国源源不断地流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储备银渐显短缺。为此，在弗里德曼看来，中国被迫取消白银的货币地位，最终走向了不与任何贵金属挂钩的信用货币制度。
而这个不可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恰恰为后来的通货膨胀型货币政策提供了操作上的现实可能性。众所周知，这个政策的后果是政权的更迭。
至此，弗里德曼的中心观点十分明显了：在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决策、货币现象以及种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事件之间，存在着一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复杂因果关系。
弗里德曼的这个意思最好地表达在他的一段话中。此话早先发表于他的一本研究性文集的“序言”中。在文集《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出版时，他刻意在“序言”中加以引用：
货币理论像是一座日式花园。它是一个蕴涵着丰富多样性的美学整体。表面上的简单隐藏着复杂的现实，平面直观亦会将视线引入到渐渐深远的景象。只有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去进行审视并出于休闲而深入考究之目的的时候，才有可能充分领略这两个方面。两者皆有诸种可被分别地加以欣赏的成分，而圆满的享受则只有在将之作为整体之一部分时才能达到(本文作者据原文翻译)。
上述引文的意思是：货币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现象；如果人们不去用心体会和掌握这个看似简单的事物背后所包含的种种复杂关系，那么，粗糙的认识肯定会伴随错误的决策，而这便会带来始料不及的后果。
《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一书还收集了弗里德曼写的几篇通俗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与治理的有名长文。该文来自弗里德曼夫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公共广播系统(PBS)制作的专题电视片及由此而形成的通俗经济学著作(《自由选择》，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出版)。
在这篇文章中，弗里德曼提出了他的著名论点：“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或者更直截了当说，“通货膨胀由钞票印刷机制造出来”)。当时正是欧美许多经济体遭受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有许多人发表言论说，严重通货膨胀的出现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例如国际石油价格飙升了，工会势力太强大了，企业主太贪婪了，甚至世界人口爆炸了等等。持有这类看法的人士不仅有新闻评论员、政府官员、各种社会团体，还有知识界人物，其中不乏货币研究的专家学者。
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这些关于通货膨胀的说法都不对。通货膨胀现象只能有一个责任人，那就是中央银行(在合众国就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如果这个机构能适当控制货币供给量，通货膨胀便不会发生。上面那些种种说法不过是中央银行借以放松货币供给控制的借口罢了。
对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学术界迄今还在进一步讨论之中。无论如何，弗里德曼在这篇通俗性文章里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和风格对一个重大时事和政策性问题陈述了自己严肃的看法，力图澄清他所认为的种种误解和混乱认识。
也许，人们还可以说，正是因为货币看上去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物，认识上发生偏误的概率就特别大。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肯定不少。弗里德曼这本文集已经引述了不少历史上的事例。这里特别想指出该书中译本几个重要概念的译错误及偏差来作进一步的佐证。
中译本错误之一：作者原意被颠倒
作者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英文版封底有一小段题记。原文是：“Money is much too serious a matter to be left to central bankers．”这段话所表达的意思是此书以及弗里德曼其他许多有关货币研究的著作的一个共同关键思想。
中译本这样翻译此话：“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这个翻译完全把作者的意思弄颠倒了。作者的原意是：“货币是一件太严重的事情，故而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们。”原文说一个否定关系，翻译却变成了肯定式。两者大相径庭。
似乎难以责怪译者未弄懂英文“too…to”句式所包含的否定关系。更重要的是，凡对弗里德曼此书及其他著作的思想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不会认为他会有上述翻译所说的看法。
其实，在弗里德曼之前，有人曾在别的事情上说过类似的、并且也被广泛引述的话。例如，“战争是一件太严重的事情，故而不能仅仅交给将军们”(二十世纪初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克雷孟梭)；再如，“科学是一件太严重的事情，故而不能仅仅交给科学家们”(六七十年代美国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
针对中文交流里容易出现的误会可能性，这里似有必要对弗里德曼的上述说法做点说明。他的思想中丝毫不包含否定中央银行应当专职于一国货币事务管理的意思，也不意味着他认为中央银行不具备胜任恰当管理本国货币事务的能力。相反，他的本意是，中央银行若要恰如其分地管理好货币事务，必须为自己建立起明确的约束规则；如果缺少这样的约束规则，那么，一国中央银行管理货币事务的工作势必受到本国政治进程的干扰，进而，货币事务将难以朝着它本应朝着的那个方向运行。这个看法，很符合前面关于“货币的重要性在哪里”的讨论吧?
中译本错误之二：作者原意再次被颠倒
引述中译本第一百二十五页中间自然段：
一九三六年，刘易斯·弗罗曼在一篇题为《复本位制再思考》文章中写道：“一般而言，经济学家们一致同意，复本位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货币体系。”现在，我也同意这个观点，我相信，这仍然是货币经济学家的传统看法：即，复本位制是一种不稳定且不能让人满意的货币体系，它经常向两种可供选择的单一货币体制移动，这就是说，单一货币体制优于复本位制，单一金本位制优于单一银本位制。(黑体为本文作者加)
这段话出现在该书第六章“复本位制再检讨”。按照这个翻译，弗里德曼显然是在说他同意在复本位制问题上的传统看法，即单一本位制比复本位制较好，金本位制比银本位制较好。
原文意思恰恰相反。译者在这里忽略了原文“until recently”所隐含的否定意思以及英文动词的过去时态。本文作者不揣冒昧在这里将此段文字重译一下以资对比：
刘易斯·弗罗曼在一九三六年一篇题为《复本位制再思考》文章中写道，“经济学家们通常几乎一致认为，复本位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货币体系”(55页)。直到最近以前我也曾认同这个看法，而且我相信这个看法迄今仍是货币经济学家的流行看法，即，复本位制是一种不稳定且不能让人满意的货币体系，这个体系中实际上经常出现两个单一货币体制之间的移动；单一货币体制优于复本位制，单一金本位制优于单一银本位制。(黑体为本文作者加）
在整个这篇文章中，弗里德曼力图修正他以前曾相信并且还在被许多当代同事们相信的观点，力图证明复本位制相对于单一本位制并不是一个劣势的货币体制。为什么?在他看来，简单地说，是因为市场会在不同的外在的自然性制约条件下做出自己理性的反应，这种反应也可能会促使金银比价在长时间中保持稳定。
但让人宽慰的是，中译本并不是在所有涉及作者对复本位制判断的时候都犯了同样的翻译错误。
中译本错误之三：重要概念被模糊
《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第八章“通货膨胀的原因与治理”题头引述了一段凯恩斯在其一九二○年单行本《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所说的话。这段话在学术界一直被广泛引用。在中文界，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凯恩斯《劝说集》(62页)及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前面提到的弗里德曼夫妇《自由选择》(280页)分别有译文。
结合这些早先译文以及本位作者的微小调整，这里引录一下：
摧毁现存社会基础的最精妙、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促使其滥发通货。这一过程将经济规律所有的隐藏力量都转入到破坏方面，并且以一种一百万人之中也难有一人有能力去识别的方式去进行。(黑体为本文作者加)
《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这一过程引发了经济规律的破坏性一面中隐藏的全部力量，它是以一种无人能弄明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黑体为本文作者加)
英文原文这里使用的是currency一词(汉语里通常译为“通货”)。这个词与“货币”(money)有区别。对普通人来说，两个词或许没有区别。但对专业人士来说，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可以说“货币”是高度抽象的概念，而“通货”则是比较具体的、有特定国别性的概念)。
上引译文中“经济规律的破坏性”概念是凯恩斯原文中没有的。另外，原文中“一百万人之中也难有一人”(not one man in a million)无论是指多么小的一个数字概念，显然不等于“无人”概念(如果凯恩斯或弗里德曼在这里使用了“无人”概念，显然也把自己给包括进去了)。
类似的一些模糊性的、未体现专业准确性的翻译在《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中译本中还有若干。例如，第一百四十九页将deposits（存款）译为“保证金”，第一百八十九页图一中将deflator（价格缩减指数）译为“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指数”，第一百八十九至一百九十三页五张图中的“纵坐标为对数尺度（或刻度）”这个简略说明都未能明了地传译出来等等。
一部可能在中文阅读界拥有很大影响的书籍出现了这么多严重的误译，一定意义上类似于某个知名汽车厂商在向消费者推销在动力和刹车系统方面存在相当缺陷或隐患的新款车。
真诚相信《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一书的中译者是怀着对作者的巨大敬意以及对中文读者的责任感来翻译此书的，并且也相信译者拥有相当的专业知识训练背景。也正因为如此，上面对译文偏差问题的讨论再次特别提醒我们注意本文一开头就提出的问题：货币及其有关概念看上去十分简单，准确地去把握它们却殊不容易。牢记一下弗里德曼关于“货币理论像是一座日式花园”的比喻看来十分必要。
或许，对国内人士来说，掌握货币及其有关概念的难度还要大一些，毕竟这个领域中所使用的众多概念原本来自引进，而在这个译过程中不知曾经和现在发生过或发生着多少传译失误。
最后也应该说，《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此版中译本在“信、达、雅”的第一个方面尽管遭受到一些严重损害，在后两个方面却有不少出色表现。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中译本边页列注原书页码，各型字体和符号印刷保留原著风格，书末照印原书参考文献以及名目索引(译者还不辞辛苦地加附对应的中文译名)，这些都是值得国内学术著作出版界大力推广的有益做法。
文：贺力平 出处：读书 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