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穷人的两个故事
关于穷人，有两个故事令我辗转不眠。
第一个故事来自《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一个名叫希曼的女人，做过多年的女仆，常年洗碗使她的手受损严重，由于双手感染，她不能再做女仆工作，只能以乞讨求生。她已经五十岁了，尽管生活艰难，她仍然保有自尊。这个女人的生活遭际悲苦。她二十岁出嫁，由于丈夫的虐待，婚后不到一年，便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一年后，她嫁给别人做小妾。在这次婚姻中，她受尽了原配夫人的虐待，尤其是生下儿子而得到丈夫更多的关怀之后，她受到加倍的摧残。五年后，她又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她的丈夫死了，原配夫人将她扫地出门。可怜的希曼只好再次回到娘家。这个时候，她的儿子结婚了，希曼指望儿子能给她带来幸福，可是半年之后，儿子就撇下她与岳母一起生活，希曼只好与女儿女婿住在一起。这个时候，她只能靠女婿来供养，而女婿不过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收入低下的劳工。
另外一个故事来自我的老家，湖南北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一位年过六十的老妇人，她有四个儿子，可是儿子们都不愿意奉养母亲，理由很简单，儿子们自己生活已经非常艰难，成群的儿女需要抚养，因此只能将老母亲弃之不顾。老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床，每天晚上只能将自己的一套破被子放在临时搭起的门板上。一日三餐也是个问题，每次儿子、儿媳和孙子们吃饭的时候，她只能远远地观看，只有在他们吃完了以后，儿媳才很不耐烦地将剩菜剩饭端过来。我一直不知道这位老母亲的名字，只知道她姓覃，多年来所有人都叫她覃小姐，即使六十岁之后，仍然如此，因为她出身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家殷实的小商贩家庭，从小下人即以小姐尊称。印象中，她上过学，一手不错的刺绣手艺，可是这些却没有换来她晚年的粮食和床。她整日坐在儿子的屋门口喃喃自语，除了已经睡着，从来不停止口中的絮叨，偶尔还会对着路过的行人发出一声大吼，大家以为她疯了。
如何解读这两个故事，是个问题。多数人倾向于道德批判，把矛头指向这两个女人的儿子，认为他们不孝顺；当然也有人谴责这个国家的养老制度，认为正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作为，才导致了老年妇女悲凉的晚景。但是格莱珉银行的管理体系不这么看问题，至少这家银行不参与到简单的、情绪化的道德批判之中，也不参与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批判之中。它选择了具体的金融行为来拯救穷人。尤努斯说得好：“如果你能够相信穷人，尊重他们为过上体面生活而付出的奋斗和承担的责任，一定会收获良多。”相信穷人，对穷人的关怀和尊重成为尤努斯工作的第一出发点，继之，则是一家银行机构通过自己的金融产品向穷人们提供支持。现在看来，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在孟加拉，希曼这样的穷困妇女本来极有可能不被小额贷款机构接纳，但是格莱珉银行相信希曼的诚信品质，也相信她的能力。随着银行技术的创新，西曼现在成为了格莱珉银行的会员，她在自己的村子里自营了一家小百货店，经营资金来源于格莱珉银行提供的无息贷款。她的客户则是她曾经上门乞讨的家庭。
相比之下，覃小姐的遭遇就太悲惨了。一直到死去，她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和机构的援助。好心的邻居曾经将一间废弃的旧屋腾出来给覃小姐住，结果被她的儿媳妇们责怪，认为邻居多管闲事，存心和他们过不去。我春节的时候回老家，看见她在屋檐下绣花，还把她的作品买了下来，给了她50元现金。事实上，那是一件相当粗糙的作品，覃小姐没有基本的材料，只是在一些旧的衣服上折下一些黑色或者是灰色的线头，彩色的棉线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她只是在一块破旧的布上绣上了几朵没有颜色的花儿。她快死之前的几天里，突然不絮叨了，整个人像一根安静的木头，她的儿媳妇们非常不习惯，对着她嘲笑：这老东西是不是快死了，怎么不说话了？等到第二天中午过了，孙子给奶奶送饭吃，才发现老人早就在破旧的被套里断了气。
与穷人有关的指标
《穷人的诚信》的中文翻译者朱民先生有一句不错的感叹：“当我们在无数个激动的不眠之夜后终于得以为最后一行文字画上句号时，我们都经受了一次人文道德和银行服务及管理理念的洗礼。”我注意到，朱先生把人文道德这样的抽象概念放在了专业概念之前。这正是格莱珉银行的伟大之处：它首先是一家典型的扶贫银行，其次才是一家必须要努力赢利的银行；它首先是一家关怀人的价值的银行，其次才是一家有着卓越金融技术的银行。尊重穷人的价值，成为格莱珉银行的最好目标，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像希曼这样孤苦无助的孟加拉老年妇女，才可能进入到格莱珉的银行体系之下；否则，任何的金融技术分析，都不可能将希曼拉入一个现代化的银行体系中。而所谓尊重穷人的价值这样的表述，显然必须包括尊重穷人的诚信品质，给予穷人必要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本，最终通过金融手段来捍卫穷人的自由经营权利和自由生存权利。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格莱珉银行对穷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绝对不是某种道德高地上的姿态，不是基于一个地理区域的形象性救助，而是落实到了每一个具体的穷人。在这一点上，格莱珉银行进行了非常到位的细分。比如，格莱珉银行关心的是那些寡居、离异和被遗弃的妇女，乞丐、保姆、信差、清洁工，独居或住在娘家但生活条件凄苦的妇女，居住在房顶渗漏并且不足以遮雨挡风的房屋里的人，通过在别人家提供体力劳动谋生的人，没有能力满足基本开支、没有能力供养子女读书或者将子女送到别人家工作的家庭，人口多但只有极少收入获得者的家庭，有成员可以工作但是由于缺乏资本不能赚钱的家庭，没有男性可以工作的家庭，投入生产型的获取收入工作但是没有资本、通过向他人借贷小额资金维持生意的妇女，必须购买全年粮食的家庭，必须通过借钱种植庄稼并且收割以后必须还钱的农民，男子为打短工、搬运工、人力车夫的家庭，女子通过小手艺、缝纫、刺绣养活家人，但是收入过低的家庭。
在如何界定一个穷人已经摆脱贫困的问题上，格莱珉银行也制定了非常翔实的细节性指标。格莱珉银行建立了一个清晰的贫困审计制度来跟踪借款人经济状况的变化，并用指标来评估他们是否摆脱了贫困。
书中罗列了这样的业务指标，似乎有点枯燥，但仔细一想，这正是格莱珉银行的伟大之处：他们深入到了每个穷人的生活细节，深入到了每个穷人家庭的点点滴滴，他们的银行业务终点不是一个区域，不是一级政府，也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穷人。正是通过对每个人的生活细节的关怀，格莱珉银行才调动了穷人的生活力量和创造力量，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穷人的诚信品质。
也就是说，在格莱珉银行金融服务的角度看，穷人的诚信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可以操作的细节问题、技术问题。
需要引申的话题
有必要提到正在广袤的中国农村风起云涌的新农村建设。
相信有很多出生在农村、此时在城市里生活得比较舒适的人们，在近一年之内都不同程度地接到过来自家乡的求助电话，大致内容是：国家开展新农村建设，每个村庄都能享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基本原则是，在村子拥有一定资金储备的前提下，政府会就具体的项目进行一定资金的配套支持。但是现在，政府的配套资金就摆在那里，可是村子里却没有自有资金，这让村支部书记和村长们都急白了头。
我的村长当然也是三番五次地给我电话，希望我能给家乡寻找到一笔资金。在电话里，村长焦虑地说道，乡政府管理的公路都修好了，全是水泥路面，路的两边还修了花池；邻村的村级道路也都修好了，钱多的打了水泥路面，钱少的，也铺上了沙子，只有我们这个村还是泥巴道路，汽车还是开不进去，乡亲们出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意见很大。
我哑然，一些疑问随之而来。美好的新农村建设，难道仅仅是给农民修几条马路么？有没有更能改善农民具体生活的手段？能不能像格莱珉银行那样，设计出具体的技术指标，找到需要帮助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用具体的市场手段，比如小额贷款的金融手段来改变农民的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用行政的手段、施舍的手段？
或者，我们有必要再思考，当政府用财政拨款的方式来周济农民，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是否低估了农民的创造能力，低估了农民的道德水准？或者，我们更进一步推想，在广袤的乡村修建一条条平坦的公路，农民固然能够体会到方便，但更多的是不是为了展示政府的政绩和慈悲？
格莱珉银行前主席雷曼·苏班教授曾经说过：“不管格莱珉的命运如何，为穷人设计共同基金的概念创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化机制，使穷人可以走出乡村经济，融入到更有活力的公司部门，使穷人可以拥有相当比例的公司财富。在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最穷的农村家庭转变成利益相关者，这不仅使穷人的结余扩充了储蓄基础，而且增大了整个社会的投资能力”。
这段话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制度设计，通过尊重穷人的权力来谋求穷人的幸福指数，强调的是要把穷人纳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去，让穷人成为利益博弈的一个方面，并最终让农民成为市场的投资者，而不是被施舍、被同情的弱势群体。
这是一个可以展望、可以努力建设的利益链，而在格莱珉银行看来，金融手段可能比行政手段、慈善手段要有效率得多！沿着这样的思路，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坚定地认为，无论穷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艰苦，他们都愿意偿还贷款，他们还会存下很多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处在一个良性运转的市场利益链里，一旦放弃诚信，自己就会被这个利益链放弃，而这样的代价是一个具体的穷人所接受不了的。所以，穷人不需要我们的同情，他们只需要一只援助之手，以金融服务的方式给予援助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如此看来，我们与其站在道德的高地同情农民、施舍农民，不如相信农民，相信他们的创造能力，相信他们的诚信品质，而这样的信任，也是农民最重要的幸福指标之一。
文：苏小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