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开中国史学风气之先的梁启超尝言，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家谱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若非族类，视而不见也。胡适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答案是，“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小姑娘者，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乖巧可人，万千宠爱集一身也。梁启超与胡适的史观貌离而神合，属于一个硬币的两面，反对史学研究中的造神运动，颇值得治史者铭记在心。
在甘肃敦煌有个西部影视城，我记得里面一个小酒馆内有副不那么工整但很有意思的对联：上联是“只见人倒地，不见诗出来，太白诗风传千古”，下联是“牧童若喝醉，向谁问路去，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历史教育而言，历史似乎正是一部“只见人倒地，不见史出来”的大事记，举目所见，只有制度流变而不闻人语喧嚷，即便出现个把人物，毫无疑问都被极大地脸谱化、固态化，要么忠或奸，要么神或怪，要么维新要么守旧，要么资产阶级要么无产阶级……一部近代史什么标签都有，什么标签的历史人物也都有，可就是没有有血有肉、个性丰满的历史人物。从这一点上说，雷颐研究员的文集《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大有在史学界拨乱反正之姿态。
《历史的裂缝》是雷颐近年文章的合集。“历史总会被记起”辑录历史史实，“斯人已逝”辑录历史人物，“历史的余波”辑录历史评论，“不该遗忘的伤痛”辑录读外国史笔记。四个专题均是作者深入历史现场而采撷的史学之花，而在行文风格上作者主要运用了随笔体风格，读来酣畅淋漓，丝毫也不觉得晦涩难懂。而且这种处理风格，确实也有助于作者化整为零，把一部庞大的近代史写得活灵活现，使得伫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神坛上的近代史，理智而又坚决地告别了神坛。
除了行文风格上的优点，《历史的裂缝》在史观、史识以及史才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对于史学家而言，碰到能出活的史学题材是一回事，而能否把握住这个好题材而出好活则又是另外一回事。
史学的真正佳作，无非是好题材、好史识以及好史才三结合的结晶。雷颐的《历史的裂缝》之所以值得重视亦正是满足这三项要件的结果。
先说好题材。对于治中国近代史者而言，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迄今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而水流湍急的历史。再说好史识。雷颐的《历史的裂缝》中说臧否的历史史实及人物，以及与新闻事件有关的史学评论，其实话题本身都不算新颖，甚至其中很多已经是史学界同行成果泛滥成灾的领域。但雷颐较之常见著作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在于，其深入历史文献，完全复原史实本身，用史实本身说话，寓臧否于故事叙述中，而不是先验地确立某种绝对正确理论之不可动摇地位，进而用这个框架去框活生生的历史，要么削足适履要么以果索因，把历史打扮成光荣而正确的革命史。对于历史事件、人物以及新闻热点的独立判断，自圆其说，言之成理，不具有良好的史学修养与功底是不可能做到的。
最后说好史才。这几年流行的“戏说”、“百家讲坛”已经使得历史这个小姑娘被打扮得像隔壁大妈一样，历朝历代的“那些事儿”都“飞入寻常百姓家”，历史正确不再是革命小将互相无法证明政治正确之后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法宝。即便如此，雷颐的这些文章以及透过这些文章流露出来的好史才，依然使得矫枉过正的历史，再次走下神坛，而成为富有涵养的大家闺秀。雷颐用其出色的史才，安排所有的历史事实充满了故事性和可读性，使得严肃中有诙谐，诙谐中有史论，不强加于人而读者又欣然受之，至为难得也。
文：陈夏红 出处：新京报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