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是“历史”的熏染，使我不知不觉养成了用“历史的眼光”四周张望、上下打量的习惯。甚至从许多人认为是“小说家言”、远离现实的卡夫卡的一些小说，我也以“另类”方式从中读出了一段段“历史”、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一段“历史”。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言。初读此言时，我进入历史研究这个“行当”未久，对此自难有体会，甚至颇有疑虑：果真如此？而今，对这门“高投入、低产出”学科的甘苦深有体会，同时也深感布洛赫所言不虚。或许正是“历史”的熏染，使我不知不觉养成了用“历史的眼光”四周张望、上下打量的习惯。甚至从许多人认为是“小说家言”、远离现实的卡夫卡的一些小说，我也以“另类”方式从中读出了一段段“历史”、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一段“历史”。或许，这也是一种“职业病”罢。
读书、读史全凭兴之所至、毫无目的，是我的“陋习”之一，因此《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一书所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可谓“庞杂”。内容固然“庞杂”，但无非是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折射出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一步说，历史人物必然处身历史事件之中，而历史事件也只能通过历史人物发生、表现出来，所以说到底，这些“杂乱无章”的文章还是分析、透视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思想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缝隙中的洞见、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
却说正是给清王朝带来希望的“同光中兴”之初，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却在1867年就预感到清王朝在半个世纪后必然崩溃的命运，并且中国将陷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局面；历史，惊人地应验了他的洞见。相反，曾国荃却缺乏这种历史的洞见，一再拒绝要他带兵驶援上海的命令，执意要争得打下“天京”的头功，结果却“功高震主”反被清廷严斥；而李鸿章却因此“自立门户”，并因援求上海而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进而奠定了自己在晚清政坛的“超级地位”；曾国荃不知道上海在中国近代将起重要作用、驶援上海比攻克“天京”其实要重要得多，正是曾国荃缺乏“历史感”的短视，成就了李鸿章以后的那一番事业。1905年预备立宪的清王朝似乎开局不错，可惜它未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同样，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也昧于历史大势，拒绝历史赐给它的最后机会，它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政治资本”完全为突然来临的巨大财富所吞噬，终于导致民心尽失、江山易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历史的缝隙中，人性的光辉与幽暗面往往表现得格外充分。几年前，有人为了成名、为了能够“进入历史”，不惜制造血案，以“罪恶”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的观念几乎如出一辙，不能不令人感叹陀氏对人性的洞幽烛微。托斯卡尼尼是意大利著名指挥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对理想的追求，一度支持、参加当时还受压制的法西斯党，早早就与墨索里尼建立交情。然而，当法西斯渐渐得势时，他却以少有的洞见看透了法西斯的本质，成为坚定的反对法西斯分子；手握大权的墨索里尼想利诱、威胁他当法西斯“音乐沙皇”、掌控全国音乐界，被他冒着生命危险断然拒绝，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良知。同是指挥家，富尔特文格勒、卡拉扬却缺乏这种洞见和良知，未能抵挡住法西斯主义的威迫利诱。爱伦堡是前苏联著名作家，历经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三朝元老”，这三个时代后者彻底否定前者，所以很少人能“三朝得意”。然而他却这“三朝”都红得发紫，确实少见。不过，他最后面对历史、为自己辩护时，却不能不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历史要给人教益，要有让人爱读的“历史”是一个重要因素。我非常喜欢现代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1980年，白先生感叹历史叙述的干瘪无文，史学家似乎已经不会“讲故事”，往往将丰富多彩、生动无比的历史简化成几个抽象枯燥的“公式”，所以将他在1961年发表过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重新发表。他认为：“今天，我们史学界，应该在这方面向司马迁学习，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一般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尽管做起来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重发此文，说明白先生对史学界那种“干巴巴”、已丧失“寓论断于序事”能力的焦虑。此事看似容易，但白先生深知其实“做起来很困难”，一种定式、习惯一旦形成，已经“格式化”，则非朝夕之间便可改变，所以我们应如先生所说，继续努力，“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
古罗马的西塞罗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说明了历史的重要。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知识的积累、进步，必须以记忆为基础。历史，确是我们心智成熟、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维生素。遗忘、丧失、涂抹历史，则将如托克维尔所说，“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
文：雷颐 出处：文汇报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