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看，从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过程中，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无论是法西斯思想、西方民主思想还是共产主义思想，也无论是基督教还是马克思哲学，带动我们前进的哪一个是黄河文明呢？即使是英明伟人毛泽东主张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军事战略理论也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原则相结合，否则势必会演变成为军阀割据和农民起义。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当世界历史准备从封建时代迈入资本主义时代前后，中国的黄河文明没有在世界和本土范围内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策略和实际的推动力了。这也许就是对以蓝色海洋文明代替黄河文明主张的一种比较肤浅的说法吧。
《万历十五年》也是这样一种基调，作品特意选择了1587年作为切入点，那成为中国面对整个世界战略格局转变前的最后一次可能作出选择的临界点。在那以后，作为曾经的文明和物质翘首的中国在世界的强国范围里慢慢淡出了。我们无法将这个历史责任归咎于当时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包括统治者万历皇帝、实际当权者和社会改革家张居正和申时行大学士以及清官海瑞、军事改革家俞大猷和戚继光、思想界的改良者李贽，他们作为当时上层机构或知识分子的代表，从不同层面和立场试图重振国家，但是其最终的结果却是身败或者名裂，甚至身败兼名裂。这最终也证实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在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文明之下，中国的衰落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黑格尔所谓的“公共意志”在背后推手操作。
中国最终的复兴最终还要迟及上层机构和底层机构完全失去彼此磨合的可能和联系，即到达清末帝修宪后上层机构归于消灭而出现长期的军阀割据，而数十年后经过残酷的军阀混战而由蒋介石完成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完成对中国上层结构的改造，及共产党人土地革命和改革后对底层机构的翻转，目前正努力完成上下层机构的联系而实现数目字的管理。（此观点要在黄先生的另外一些著作中有更为翔实的阐述）
由此，黄先生的著作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与其说是“黄河文明”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衰落，不如刨根问底去寻求为何中国会产生“黄河文明”？这才是我们常常忽略的问题，我们太惯常于寻找某种解释而没有找到解释的解释，也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黄河文明”或者儒家文明的产生如果最终要归咎于孔孟的话，那么就必然会陷入英雄决定历史的荒谬史观中。因之，“黄河文明”并非是中国衰落的原因，而是中国这个内陆国家在由农业社会转入商业社会这一进程中必然会落后于海洋国家特别是岛屿国家，这与中国的气候、地理以及其内在的公共意志都有密切相关的联系。
当然，我绝不是鼓吹历史发展的绝对必然性而否定人的作用，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一点，那就是不要用个人的、民族的、政治的感情干扰我们的历史观，这就成为我们正确工作的第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