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上午，曹乃谦的新书发布会在重庆会展中心举行。也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上，记者们听到了曹乃谦清唱两首山西雁北地区的“要饭调”。在此之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就写过曹乃谦会唱“要饭调”。
对于绝大部分读者而言，曹乃谦这个名字正是从马悦然那里听说的，不仅包括“要饭调”，还包括曹乃谦的小说故事、小说语言和他在海外所受到的推崇，然后才有了我们顺藤摸瓜式的认知：山西人，警察，38岁才开始写小说，等等。
按照出版社的说法，《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埋没多年终获出版”。如果说曹乃谦的经历听起来像是“文坛外高手”的传奇，那么不妨在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时，听听这些故事，因为有些故事并不传奇，而是坚持。
曹乃谦，1949年生于山西应县下马峪村，当过煤矿井下装煤工、文工团器乐演奏员，现供职于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38岁时，因和朋友打赌，开始写小说。著有短篇小说集《佛的孤独》和《最后的村庄》、中篇小说集《部落一年》、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2005年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已由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翻译成瑞典文，2007年4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大陆简体字版)。
“我是在做组合柜，做的时候心里有数”
南方都市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2005年就在台湾出版了。这次的大陆版有什么不同，比如有没有删节？
曹乃谦：小说内容完全相同，以前汪曾祺的跋也做了这个版本的跋。唯一的不同是没用我的序言。已经有马悦然的序就不用我的了，于是我就自作主张地去掉了。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除了为你的小说写专评《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据说书名也是他取的？
曹乃谦：当时我的小说叫《温家窑风景》，《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个题名是汪老给取的，小说里面有句唱词“白天我想你墙头上爬／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后来做了副标题。汪老看的是草稿。我当时写小说是和朋友打赌，第一、二篇都是在大同的《云冈》杂志发表的。朋友说，你肯定有关系走了门子了，如果你在北京上海发了才算本事。《温家窑风景》最早的五篇稿子是1987年给了《北京文学》杂志社的，李陀是副主编，把稿子给汪老看。他们告诉我，你这个稿子给汪老看中了。于是我就去找汪老，他送了我一本《晚翠文谈》，全是谈创作的。我跟汪老认识了10年，在1997年他去世的时候，《温家窑风景》正好全部写完。
南方都市报：关于你和汪曾祺、沈从文之间，一直有传承论的说法，这个说法也曾印上你的书封。你觉得与他们有传承关系吗？
曹乃谦：是否传承我自己不能说，但交往肯定有的，也一定会对写作有影响。我和汪老经常写信，我去他家，一去他就拿出啤酒，他知道我不喝茶。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小说，散文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散文，我现在的东西也有人这样评价。不是汪曾祺跟你说，小说要怎样写，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佩服他的小说，势必要受到影响。汪老的书我读了很多遍，还包括像沈从文的小说，也是看了又看。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看我的作品就很喜欢——如果我是写意识流的，汪老可能不会认为我写得有多好，我也不会喜欢汪老的东西。是这么一个意思。我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契诃夫、斯坦贝克。
南方都市报：你38岁才开始写小说，真是缘于打赌？
曹乃谦：我当时可好买书了，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买那么多的书，但有一本书你的书架上永远也不会有！意思是说里面不会有一本书是曹乃谦写的。我就说好吧，打赌。结果我的第一、二篇小说都发表了。
南方都市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个三十篇短篇小说组成的长篇？
曹乃谦：我写的是长篇小说。为什么呢？我是在做组合柜，做的时候心里有数，我一件一件地卖出去，但是你组合在家里，它还是一个整体。这个问题马悦然也在序言里说过，“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到底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还是一部长篇小说？这个问题据我看无关紧要。曹乃谦的著作跟李锐题名为《厚土》的短篇小说集差别相当大……我自己觉得曹乃谦的著作在文体上比较像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
南方都市报：你这套“组合柜”用了十年时间，整体结构上怎么调整？是否和汪曾祺谈结构的“随便”一样？
曹乃谦：现在成书的顺序和写作的顺序有些不一样。成书时有调整。但我写的前五篇，加上《男人》和《贼》两篇，这七篇是整部小说的序幕。序幕就不能太长了，交代了人物关系，后面就比较自然。这就是我的结构。
“有好的语言和细节，咕噜咕噜就能灌醉读者”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曾经在你小说集的跋里提到，一个人不能老是照一种模式写，还说写两年以后要换别的题材和别的写法。
曹乃谦：我也能用别样的语言写，如《忏悔难言》。人们说老曹你都是老一套了，那么我就写一篇《忏悔难言》吧。后来有人说这个短篇是，“用美丽的语言写了一个卑琐的灵魂”。这不是突破，而是为了证明我能写这样的题材。发表了，正好也有人喜欢。就像咱们在重庆吃的火锅，有人不喜欢，但也有人喜欢。语言也是这样。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说大量使用山西雁北地区的方言，这种特色甚至有别于山西的其他作家。你怎么看待自己小说的语言？
曹乃谦：语言风格不是自己所能认识到的，而是别人，如读者和评论家看出来的！有个出版社给我寄了一套名家的小说集，我看了一篇，那个语言我就看不下去。但也有人说他是高手。我喜欢契诃夫、斯坦贝克的语言。有人说，乃谦你的语言别人是没法模仿的，那种叙述、对话。有人研究过我，说我的小说对话就有画面感。小说家的语言是第一重要的，我打过比方，小说的语言是啤酒，细节是下酒菜——我好喝啤酒。如果有了好的语言和好的细节，咕噜咕噜的就能把读者灌醉。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看其他人写的东西吗？
曹乃谦：我看外国文学，文学评论百分之百的不看。只有当年《北京文学》寄了样刊给我，寄了有我小说的那一期给我，我想，干脆不打赌了，当作家吧。有意识地买了一些文学杂志看，像《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当时是想看看国内高手的作品。王安忆、铁凝、刘恒、肖亦农、刘震云、杨争光、张承志、史铁生，当然还有李锐，他们的小说我就是那个时候读到的，真的是很好，各有各的好。大概看了有两年时间，以后就再也没有买过也没有去看，后来还是看外国文学。
南方都市报：除了刚才提到的契诃夫和斯坦贝克，你还喜欢谁的小说？
曹乃谦：还有海明威、莫泊桑、杰克·伦敦。看外国文学，有的是看过三五页后就看不下去了，记住你啦，以后再不看你的书；有的越看越想看，好，记住你，就是要找你的书看。鲁迅的小说语言我喜欢，一看就是小说。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跟文学圈、评论圈也没有来往？
曹乃谦：有个湖北的读者，他知道我在警察系统，通过当地的110，把电话打到了我在大同的办公室，说了很多。我感觉到他在当地是写文章的，但肯定不是知名的。知名的小说家、评论家都跟我没来往，我的圈子都是一些读者，哪有知名的圈子(笑)。我们山西也有知名的评论家，比如谢泳，可我不会去跟谢泳说，你给我写个序或者评论吧，我就是这么个性格。给我的两本书写序的杨新雨和祝大同，都是我在山西的朋友，请他们写序也是因为大家是朋友，不是专门找高手写的。我要出版《最后的村庄》，请杨新雨写个序，他以为我开玩笑，差点忘记了！
“高兴的事高兴完就忘，唯有悲伤的事老也忘不了”
南方都市报：《部落一年》那篇小说和这本书都是缘于你“文革”末去北温窑给知青带队。从你目前的三本书来看，很多题材都跟你童年时候的经历有关？
曹乃谦：我写的东西都是记忆中悲伤的事情。高兴的事高兴完就忘了，唯有悲伤的事老也忘不了。
南方都市报：作为独立于文坛外的作家，读者都会好奇你是怎么写作的？同时你还是一个警察。
曹乃谦：想起就写上点，想不起就不写了。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么不写，要写就写好，不要糊弄读者，也不要糊弄自己。我写的时候常常是把自己感动得泪眼汪汪，有时候就哭出声，一出了声才发现自己哭了。我写第一篇小说《佛的孤独》时，就是这样。写公安题材小说《老汉》也是这样。反正是，我一写就进去了。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是个软弱的人。
南方都市报：你的警察身份其实并没有给你多大的写作动力？但你也写过几篇跟犯罪有关的小说。
曹乃谦：我的警察生活很平常。那两篇小说，《老汪东北蒙难记》和《豺狼的日子》写的完全是社会问题，内容上来说跟我的小说不一样，但是主人翁都是很卑微的人物，可以归为社会问题小说。像那个杀人恶魔，最初只是不懂事，教育一下就行了，结果处罚不当，使得他越走越远。马悦然看完了《老汪东北蒙难记》，跟我说，乃谦，我看了你这篇小说，让我哭笑不得。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说在写女性上都比较用力，给人感觉女性都比较美好，比较伟大。
曹乃谦：我有意识地写得不一样，她们的性格都不一样，她们的遭遇都是悲剧。她们都那么的美好，但结局又那么的悲惨。我新写的一个中篇，叫《鱼翔浅底》，里面有一个新女性，名字叫萧融。《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里面有很多女性，可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叫啥啥家的。所以马悦然当时看到书稿的时候，他说他要翻译，“但是乃谦，你得先帮我介绍介绍人物关系。”这本书前面的人物关系表就是马悦然给拉出来的。我原来没想到这么做，是悦然给想了来了。这是个很好的主意。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说也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读者只能靠着经验猜测大概是发生在“文革”前后的故事。
曹乃谦：是“文革”当中的事，但也没具体地点明是那个时代。只能从“群专”这样的字眼才能看出是写那个年代的事。我是故意淡化时代背景。
南方都市报：你在中篇小说《换梅》里面写你是母亲偷来的孩子，还有母亲在荒原上与狼搏斗那一段，这些是否都是真实的？
曹乃谦：《换梅》百分之九十都是真事，我的小说虚构得少。如果有虚构，也只是把其他人的事放在一个人身上写，比如说放在我的身上。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这样使人感动很真实。有外地的读者打电话问我，你是不是当过农村的小学教师？我说当过。我不想伤害他们。有读者问我《忏悔难言》是不是真的，我说真的。她说你就那么坏？我说真的，我就那么坏，你提防着点我！可她说她不怕。
南方都市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之前也许有记者问过，之后也会有记者问你的问题，马悦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他这样推崇你，他对你小说的评价“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三个作家之一”，你是怎样看待的？
曹乃谦：我很感激马悦然，他是我的第三个大贵人。中国那么多的作家，但是他喜欢我的小说。我的第一个大贵人是老母亲，第二个是汪老。如果不是她把我偷到大同，中国作家里就没有我，如果不是汪老喜欢我的小说，还给写了专评，那么现在中国的作家里也没有我。
采写：戴新伟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