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货币主义
货币是难以想象的奇迹。但有了货币，起码造成了两种困惑：在理论上货币造成了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鸿沟，而在现实中则触发了通货膨胀或紧缩，使经济出现波动。这两件事情都不好办，所以只要能解释其中的一个就足以名垂青史，要是能兼顾之，那只能称之为大师了。很幸运，我们可以找到一位这样的大师，他就是弗里德曼。由于其在货币数量论上的杰出贡献，荣膺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作为反通胀的旗手，与凯恩斯主义鏖战不休，最终在二战后全面确立其货币主义的地位，正由此，有人将弗里德曼奉为货币学派的祖师爷，尽管弗里德曼认为祖师爷应该是欧文.费雪。
大部分人知道弗里德曼，恐怕还是他的《自由选择》一书或者是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许还有他与夫人罗斯的那本厚厚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一般而言，不容易想到他的货币数量论。所以对他从费雪的理论中汲取的思想不甚了解。不过商务印书馆的这本《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是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一个简本，成书于1994年，是弗里德曼对以往工作的一个简明总结，更为深入浅出。弗老从研究货币开始，到老年对此问题作一个回顾，这对于了解其工作，是很好的材料。
这本《货币的祸害》的主要理论工作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完成，1963年，弗里德曼与苏珊.施瓦兹合作完成了《美国货币史，1867-1960》，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奠定了弗里德曼与施瓦兹在货币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11年后，弗里德曼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货币”条目，是对他的权威研究的进一步认可。而这本《货币的祸害》中的另一个主题“通货膨胀”问题，也是缘于1963年弗里德曼写就的《通货膨胀：原因与结果》一书。但即便如此，对于专业领域的读者而言，这本《货币的祸害》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作者借此书回顾总结自己30多年的货币研究，自有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当然，也如本书的译者安佳所言，这也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理论著作”。
2、货币与通胀
货币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分野的标志，有了货币，一切经济行为就大为不同。实际上，你很难想象手中的一张100元的人民币可以用拉兑换各种商品，只是这个交易行为你已经习以为常。而仔细深究起来，却非常可怕，因为这毕竟只是一张纸，但居然整个社会对此毫不怀疑地接受。这其中的关键还在于人们相信政府信誉。不过这一点实际上很脆弱，至少弗里德曼对货币史的研究告诉我们，政府的可信度并不高。或者说，政府并不是必要的。
在威廉.福内斯的《石币之岛》中就没有政府的影子，但搬动与磨制石头，形成石轮就是受承认的货币。弗里德曼引述这一案例，并且表明甚至石头不一定要拿在自己手里或者放在家中，才是货币。只要在石头上做一个记号即可。这听起来很疯狂，但实际上完全可以用来类比各国在其他国家的储备。无非也是在其他国家的银行的几个抽屉上标上几个记号，而且在现阶段普遍的纸币不兑换条件下，同在石头上划记号实在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本身并没有耗费人类劳动的东西（马克思语），被标上了一个记号就属于了某个主体。而在石币上划记号，同现代交易在账簿上做标记，也是异曲同工。也就是说，也许并不需要特别贵重的东西，甚至也不需要政府，相互承认的信用就可以支撑起货币体系。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货币？物物交换在小范围的社会中可行，因为整个熟人体系有助于维系买卖分离的功能，比如说今天张三买了邻居李四的东西，可以在后天甚至更远的时间付出另一件物品。而买卖分离正是货币的主要功能，可以将交往的范围急剧扩大，在整个陌生人体系中形成新的信用体系，并且在更大的交易范围内节省交易费用，但前提依然是一个人敢放心持有纸币。因为一个人敢放心持有，是因为相信其他人也会接受。这种自发形成的相互承认的信用体系并不特别需要“国家权威”。
但正如国家的产生的一种解释是节省交易费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家开始控制了货币的供应，并把这种相互承认的信用改成了国家信用，整个货币信用体系仿佛是国家在背后做支撑。但弗里德曼的研究令人信服的表明，实际上国家要考虑一个问题，也就是当“钱”不值钱的时候怎么办？
钱不值钱的专业说法，叫做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你只能用更多的钱购买和原来等值的商品。这样对于消费者而言或者对于现金持有者而言，哪怕你把钱存在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里面，也不能保证其价值。这样的话，老百姓就会想出其他的方法来规避这部分政府多发的钱。在弗里德曼看来，通货膨胀问题归根结底只能是货币数量过多的问题。这就是货币数量论的简单概括了。因为在生产力水平受一定限制的情况下，产品的生产也是受到限制的，当政府开动印钞机不断印出新钞票的时候，更多的钱对应于不变或者变动很小的商品总量，就会让价格上涨，如发的钱超过流通所需要的钱数倍，甚至更多，那么严重的通货膨胀就会产生，最终导致交易各方对货币的不信任转而采用其他的东西作为货币。
3、中国问题
弗里德曼考察了不少例子，主要是集中在战争时期，耐人寻味的是，弗里德曼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弗里德曼访问过中国，并且向当时的领导人进言，这恐怕是促成弗老思考中国问题的原因。战时由于政府出于军需考虑大量发行货币，往往导致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对中国国民党最终溃败的解释也落脚于国民党引发通胀，但是却没有适当的终止手段，以至于货币贬值几万倍，在极端的时期，农民不得不使用耕牛和大米作为货币，因为政府发出来的货币价值还低于手纸。这样从对货币的不信任，引发了全面的对政府以及四大家族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国民党的垮台。
不过中国问题很复杂。货币数量论的直接嫁接肯定不合时宜，因此在处理对中国的看法上，弗里德曼的笔下出现了张嘉璈和汤良礼。这两位是从现实中获得一手经验的。前者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在中国银行任职23年，反对袁世凯的“禁兑令”，平息挤兑风潮，后投身学术，根据多年实际经验写出了《通货膨胀的曲线》。这也是研究当时的中国问题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文献。后者曾任国民党的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并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货币系统》，创新之见迭出。对弗里德曼的研究起到了支持作用。而弗里德曼在理论上主要援引的是杨联陞和叶孔嘉，作为史学大家陈寅恪的学生，杨从历史角度切入中国货币与信用问题；而叶的博士论文则是从长期统计分析中来考察中国金融的波折。
梁捷在《上海证券报》发表的书评中称弗里德曼通过张嘉璈、汤良礼、杨联陞、叶孔嘉等的著作渐渐拼成一幅中国近代金融体制完整的图景。并指出“一个外国老人如此认真学习和分析中国货币改革失败的教训，他的忠告自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倾听的。”这是显而易见并且毋庸置疑的。
从弗里德曼对于货币史片段的研究中，或许可以理出这样一条思路，即货币的产生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是好事，但货币被政府掌控之后政府有多发货币的倾向，多发的货币会引发通胀，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货币的数量，交给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这是弗里德曼的建议，但是这是基于政治权力有相互制衡的结构中才成立的。只是针对这一点——弗里德曼认为是共识的东西，在现实中不被认可的比比皆是，这也是货币问题将会持久争论下去的原因。只不过，争论恐怕更多是政治问题，而非学术了。
作者：李华芳